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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 （竺法护译《佛说鹿母经》，金庸先生在《飞狐外传》结尾处引用此偈）但是，观世音、盂兰盆，这一切的一切，安慰着生人，也救拔超度着殁者，人们最终依然能够 “皆得解脱一切众患，及其伴侣众得济渡，不遇诸魔邪鬼之厄” （竺法护译 《正法华经》）。 竺法护圆寂约100年后，又一位高僧来到长安。说来吊诡，这位温文尔雅的比丘的到来，既是一次军事行动的目标，也是其结果——弘始三年（401），后秦国君姚兴攻伐后凉，亲迎鸠摩罗什入长安，这一 “抢人”事件自然带有相当浓重的乱世色彩，但是鸠摩罗什来到长安之后便被请入逍遥园西明阁，以国师礼相待，后秦官方还在长安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译场，请罗什主持译经事业，这毕竟算是乱世中的一股清流。 但乱世终究是乱世，虽然 “僭伪诸君有文学” （赵翼《廿二史剳记》语），其脑回路有时却真的有点清奇。拿姚兴来说，他既是护持罗什译场的功德主，又是逼迫罗什破戒的主使人。姚兴的动机是 “好意”，他认为鸠摩罗什聪明超悟，天下无二，唯恐其绝后而使法种无嗣，于是便强迫罗什接受女人，以传 “种”接代。但这所谓“己之所欲强施于人”给鸠摩罗什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和精神困扰，罗什的老师佛陀耶舍听闻此事不由感叹道：“罗什如好绵，何可使入棘林中？”鸠摩罗什本人也深深自责，经常对弟子们说这样的譬喻：“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也。” 《心经》的鸠摩罗什译本叫《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开篇即是“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阴空，度一切苦厄”，其中 “度一切苦厄”在梵语文本中没有与之对应的语句，有学者认为是根据中亚语言的文本增添进去的，但也有学者认为是鸠摩罗什本人加进去的。这虽无确证，却似合情理——因为要得到罗什，后凉吕光给罗什母亲的国度龟兹带来了灭顶之灾；因为崇拜罗什，姚兴让罗什犯了佛教的根本戒律；尊贵的国师尚且遭遇如此的苦厄，更何况乱世中其他哀哀众生。 唐朝初年，长达数百年的小冰河期终于过去了，当时的长安，只能耐寒到——8℃的柑橘、只能耐寒到——14℃的梅树竞相生长，佛教也在这个和暖的盛世蓬勃发展。 时间更有一些神奇的巧合，鸠摩罗什来到长安的前一年，李暠在敦煌自称凉公，建立西凉，大唐皇室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他，在官方认可的家族谱系中，唐高祖李渊是李暠的六世孙，唐太宗李世民是李暠的七世孙。而更加 “追根溯源”的说法是，大唐皇室是老子的后代，因而道教成为李唐最偏爱的宗教。不过，虽然道教的官方地位卓尔不群，但佛教寺庙的规模一般比道观更大，并且能够得到更多的供养和资助，大慈恩寺、荐福寺、大兴善寺、兴教寺、青龙寺、西明寺、华严寺、净业寺、香积寺等这些佛教各宗的祖庭，都是在唐代初创或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可是，载誉归国备受礼遇的玄奘大师在位于国都CBD的大慈恩寺和西明寺住锡很久，一直念念不忘的却依旧是寻觅一个更加清净少干扰的译经场所。去少林寺的愿望没有达成之后，他来到了西安北面铜川的玉华寺，生命的最后四年，玄奘在那里译出了煌煌600卷的《大般若经》，也圆寂在那里。 虽然相对远离了政治中心，避开了许多他厌倦的皇家百官的应酬法事，玄奘终究仍然不得不和许多世俗的纷扰周旋。在玉华宫，这个在外人看来地位尊崇功德圆满的老僧，也写下了他重新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的经文： 度一切苦厄。 所有的 《心经》汉译本，只有鸠摩罗什和玄奘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 嵇康《代秋胡歌诗》有句： “富贵尊荣，忧患谅独多。”除了福兮祸所伏的含义，似乎也正是这些俗世眼中名声利养一样不缺的高僧们另一个精神侧面的写照。（秦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