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的敦煌寺笔记:法护 罗什和玄奘

2018-07-10 19:31:41 来源:文汇报 作者:秦凌 责任编辑:杨小兑 字号:T|T
摘要】这个戊戌年农历三月的时候,有一个机缘去了一趟敦煌寺。这个敦煌寺不在甘肃敦煌,而是在陕西西安,具体地说在西安北郊朱宏路丰产路的交界处。

  作者:秦凌

  这个戊戌年农历三月的时候,有一个机缘去了一趟敦煌寺。

  这个敦煌寺不在甘肃敦煌,而是在陕西西安,具体地说在西安北郊朱宏路丰产路的交界处。说是北郊,随着城市的开发,此处已经高楼林立,道路纵横,并没有非常田园风的景象,但因为修复重建工作还没有正式获批进行,作为陕西现存最早的寺庙,敦煌寺周围还是芳草萋萋,也还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活动场所,即使西安本地人也大都并不知道。

  敦煌寺名称的由来和竺法护有关,鸠摩罗什之前,中国佛教最伟大、译经数量也最多的译经家就是竺法护,他是月氏人,因为世居敦煌、德化遐迩,被世人尊称为 “敦煌菩萨”。据考证,西晋武帝泰始二年(266),竺法护带着自己搜集到的大量佛教经典原本,来到长安,在青门外建寺从事翻译工作,20余年间,共译出了150余部经论。因为竺法护被称为敦煌菩萨,所以他在青门外建的这座寺便被称为敦煌寺,竺法护的大部分佛经翻译也正是在敦煌寺译场进行。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佛典之翻译》这么评价竺法护: “西行求法之第一人,通三十六国语言文字。中国人能直接自译梵文,实自护始。”竺法护的佛经翻译成就,学术界更早有丰富的阐述,不待我这个外行饶舌。只是偶然发现,观世音菩萨的 “观世音”这个词汇最早来自竺法护于泰康七年(286)译于长安的 《正法华经》(竺法护在经中译作光世音,观世音这一译法是在他的助手聂道真这里才最终成型);农历七月十五日重要的民俗节日盂兰盆节、盂兰盆会的 “盂兰盆”最早也来自竺法护翻译的 《盂兰盆经》。

  观音菩萨可能是从古至今最为佛教信徒崇拜信仰的菩萨之一,其信仰应当是发轫于古代印度文化圈,并逐渐传播到中亚和东亚,其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形象,使之成为信徒们心灵皈依和安放的对象,也持续向众生输出希望和安宁。盂兰盆在民俗传统中的演变复杂而隐蔽一些,但是,北朝学者颜之推(531—591)的 《颜氏家训·终制》里面提到 “若报罔极之德,霜露之悲,有时斋供,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而梁武帝下令在建康(南京)建造同泰寺后,也于大同四年(538)在该寺举行了盂兰盆斋戒,可见无论南北,至少到6世纪,盂兰盆节都已成为普遍的慎终追远、寄托情思的重要活动。

  竺法护译的 《佛说弥勒下生经》中还描述了一个转轮圣王出世的大同世界:

  时阎浮地极为平整,如镜清明,举阎浮地内,谷食丰贱。人民炽盛,多诸珍宝。诸村落相近,鸡鸣相接。是时弊华果树枯竭秽恶亦自消灭,其余甘美果树香气殊好者皆生于地。……尔时阎浮地内,自然生粳米,亦无皮裹,极为香美,食无患苦。所谓金银、珍宝、车磲、马瑙、真珠、虎珀,各散在地,无人省录。……

  对美好的憧憬跃然纸上。

  有说竺法护圆寂于西晋怀帝永嘉二年 (308),这一年正月,正式称帝的匈奴人刘渊亲率军队南下攻掠中原,之后的永嘉五年(311),刘渊养子刘曜破长安,加上关西大饥,史称 “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无一二”。这么算来,不免为竺法护庆幸,他没有亲眼看见这一人间惨剧。

  但是,竺法护的卒年也许还要晚一些,比如辛嶋静志教授就认为法护从事翻译的年代下限是311年,而也有朋友提醒我,早在永兴三年(306),东海王司马越部下的鲜卑士兵就曾经在长安大肆劫掠。这么说来,无论从哪个角度,对于兵燹战乱,竺法护实际上还是避无可避。

  近代气象学家竺可桢院士(1890—1974)曾经指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小冰河期正好落在那个时代,十六国这一动荡时期产生的原因之一,恰是北方民族受到寒冷气候的影响南下。面对乔治·马丁(George R.R.Martin)的著名奇幻小说 《冰与火之歌 》 中 “凛 冬 将 至 (Winter Is Coming)”那样的局面,势单力薄的个体或许确实避无可避,但另一方面,面对Winter Is Coming,竺法护也正是在Get Ready,用信仰的福慧资粮,极大地鼓励着面临和即将面临战乱浩劫的恒河沙数的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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