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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凌 这个戊戌年农历三月的时候，有一个机缘去了一趟敦煌寺。 这个敦煌寺不在甘肃敦煌，而是在陕西西安，具体地说在西安北郊朱宏路丰产路的交界处。说是北郊，随着城市的开发，此处已经高楼林立，道路纵横，并没有非常田园风的景象，但因为修复重建工作还没有正式获批进行，作为陕西现存最早的寺庙，敦煌寺周围还是芳草萋萋，也还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活动场所，即使西安本地人也大都并不知道。 敦煌寺名称的由来和竺法护有关，鸠摩罗什之前，中国佛教最伟大、译经数量也最多的译经家就是竺法护，他是月氏人，因为世居敦煌、德化遐迩，被世人尊称为 “敦煌菩萨”。据考证，西晋武帝泰始二年（266），竺法护带着自己搜集到的大量佛教经典原本，来到长安，在青门外建寺从事翻译工作，20余年间，共译出了150余部经论。因为竺法护被称为敦煌菩萨，所以他在青门外建的这座寺便被称为敦煌寺，竺法护的大部分佛经翻译也正是在敦煌寺译场进行。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佛典之翻译》这么评价竺法护： “西行求法之第一人，通三十六国语言文字。中国人能直接自译梵文，实自护始。”竺法护的佛经翻译成就，学术界更早有丰富的阐述，不待我这个外行饶舌。只是偶然发现，观世音菩萨的 “观世音”这个词汇最早来自竺法护于泰康七年（286）译于长安的 《正法华经》（竺法护在经中译作光世音，观世音这一译法是在他的助手聂道真这里才最终成型）；农历七月十五日重要的民俗节日盂兰盆节、盂兰盆会的 “盂兰盆”最早也来自竺法护翻译的 《盂兰盆经》。 观音菩萨可能是从古至今最为佛教信徒崇拜信仰的菩萨之一，其信仰应当是发轫于古代印度文化圈，并逐渐传播到中亚和东亚，其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形象，使之成为信徒们心灵皈依和安放的对象，也持续向众生输出希望和安宁。盂兰盆在民俗传统中的演变复杂而隐蔽一些，但是，北朝学者颜之推（531—591）的 《颜氏家训·终制》里面提到 “若报罔极之德，霜露之悲，有时斋供，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而梁武帝下令在建康（南京）建造同泰寺后，也于大同四年（538）在该寺举行了盂兰盆斋戒，可见无论南北，至少到6世纪，盂兰盆节都已成为普遍的慎终追远、寄托情思的重要活动。 竺法护译的 《佛说弥勒下生经》中还描述了一个转轮圣王出世的大同世界： 时阎浮地极为平整，如镜清明，举阎浮地内，谷食丰贱。人民炽盛，多诸珍宝。诸村落相近，鸡鸣相接。是时弊华果树枯竭秽恶亦自消灭，其余甘美果树香气殊好者皆生于地。……尔时阎浮地内，自然生粳米，亦无皮裹，极为香美，食无患苦。所谓金银、珍宝、车磲、马瑙、真珠、虎珀，各散在地，无人省录。…… 对美好的憧憬跃然纸上。 有说竺法护圆寂于西晋怀帝永嘉二年 （308），这一年正月，正式称帝的匈奴人刘渊亲率军队南下攻掠中原，之后的永嘉五年（311），刘渊养子刘曜破长安，加上关西大饥，史称 “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无一二”。这么算来，不免为竺法护庆幸，他没有亲眼看见这一人间惨剧。 但是，竺法护的卒年也许还要晚一些，比如辛嶋静志教授就认为法护从事翻译的年代下限是311年，而也有朋友提醒我，早在永兴三年（306），东海王司马越部下的鲜卑士兵就曾经在长安大肆劫掠。这么说来，无论从哪个角度，对于兵燹战乱，竺法护实际上还是避无可避。 近代气象学家竺可桢院士（1890—1974）曾经指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小冰河期正好落在那个时代，十六国这一动荡时期产生的原因之一，恰是北方民族受到寒冷气候的影响南下。面对乔治·马丁（George R.R.Martin）的著名奇幻小说 《冰与火之歌 》 中 “凛 冬 将 至 （Winter Is Coming）”那样的局面，势单力薄的个体或许确实避无可避，但另一方面，面对Winter Is Coming，竺法护也正是在Get Ready，用信仰的福慧资粮，极大地鼓励着面临和即将面临战乱浩劫的恒河沙数的众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