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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民不迁农不移 为什么古代中国诞生了符牌、传信，却没有孕育出身份证制度呢?这个问题，倒是可以在古代户籍制度中找到答案。 早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便费尽心力将户籍制度与土地、赋税制度相结合，以预防人口流失:楚国的户籍册详细记录了居住者的居住地与身份；宋国的户籍册配有相应的地图；秦国更是实现了“国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的精细化管理。 可见，在古代君主眼中，人口只是活动的“财产”，所以户籍制度也就成了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与公民权利毫无关系。秦朝自商鞅变法后户籍制度愈加严格，每个人的户籍信息中甚至附有由画师所画“照身贴”，人口迁移时不办理“更籍”即为“阑亡”。 当人口成为“财产”，三六九等的划分自然也不可避免。秦国的户籍政策已经有了“宗室籍”“爵籍”等“高阶户籍”。西汉《户律》更进一步按资产将民籍划分成了“小家”“大家”“高赀富人”等户等，人口本身的“财产”属性进一步得到强化。 朝廷对人口的管控直到唐朝实施“两税法”才渐渐放松。其后经过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层层推进，户籍政策与赋税制度愈加渐行渐远，人口的流动也由此摆脱土地的束缚。而只有当户籍政策不再成为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时，作为公民权标志的身份证制度才有可能逐渐孕育出来。古代中国只有符牌与传信却没有孕育出身份证制度，其原因也在于此。 按照明清两朝的发展趋势，身份证制度很可能在人口与土地、赋税脱钩的前提下逐渐发展出来。清末在“参考东西各国之良规”制定了《户籍法》。这部《户籍法》只是来得及实施，但它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却不容忽视:在此之前，中国历朝的户籍制度都只是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在此之后，户籍制度渐渐成为公民权的象征，最终孕育出了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证制度。身份证虽然轻巧，但它身上却承载着中国几千年的户籍发展史，以及东西文化碰撞时那一段斑驳破碎的时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