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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留正在消逝的文化现象，抢救正在流失的记忆资源，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也是身为图书馆，其记录文化、历史的功能的本职工作所在。”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中国记忆组组长韩尉说，如果能尽可能丰富地记录下当代的文化历史，后人在认知的过程中就能更客观地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这正是‘中国记忆’项目的意义所在。” 这个项目从2012年开始进行口述史料、影像文献等新类型文献的建设和服务。迄今已建设“东北抗日联军”、“传统年画”、“大漆髹饰”、“蚕丝织绣”、“我们的文字”、“当代重要学者”、“我们的英雄”等20多个专题，收集到逾1800小时的口述史料、影像文献和大量历史照片、手稿、非正式出版物等文献资源。 记录与遗忘“赛跑” 东北抗日联军专题是中国记忆项目建设时间最长、口述史受访人最多、收集文献载体形态最多样的专题。这个专题自2012年初开始建设，先后在北京、辽宁、湖北、新疆、广东、吉林、黑龙江7个省市区采集和收集90多位受访人超过180小时的口述史料，采集东北抗联密营、战迹地影像资料约10小时。 “从2012年起，我们相继采访了全国尚健在的全部25位东北抗联老战士。这6年的时间里，已有十几位相继离世，还健在的，他们的记忆也已逐渐消退。”在寻访的过程中，韩尉和他的同事们时常会感到一种紧迫感，似乎是在与这些百岁老人记忆消退的速度“赛跑”。 2012年3月，中国记忆项目东北抗日联军专题迎来了第一位口述史受访人。她是居住在北京的李在德。李在德老人当年是东北抗联第三军的一名女战士，接受采访时已是94岁高龄。这位满头银丝、精神矍铄的老人见到这些来听她“讲故事”的图书馆员们，对他们格外亲切，每次见面都和他们一一握手。老人听力不好，采访时需要儿子在旁大声转述采访人的问题，讲完一段，每每陷入沉思，似乎还在回忆刚才讲述中提到的故人与往事。老人语速不快，在采访人的提问中，断断续续地讲述着小时候从朝鲜逃难到中国，母亲在抗日斗争中被捕牺牲，自己参加反日游击队，转到抗联的被服厂，后来又到苏联学发电报……起起落落的坎坷人生就这样带着老人些许难辨源头的乡音，记录在一盘盘录像带中。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每次采访的时间都控制在2小时以内，中间根据老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随时停下休息。从3月28日到5月4日，采访共进行了5次。 如今，李在德老人已经101岁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同志们仍然保持着每年去探望她的习惯。“老人已经记不起更多往事了，但仍旧每次都提醒我们珍惜得来不易的好日子。” 记录的力量助老人完成心愿 每当国图的工作人员接到一位东北抗联的老战士去世的消息，在“中国记忆”的微信公众号上，就会发布一篇“悼念”。“有时候‘悼念’更新的频率密集了，我们心里总会很难过。”一位已经故去的老战士——潘兆会，给韩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位老人1918年出生，1935年参加东北人民革命军，曾任东北抗联六军二师保安连一排排长，在战斗中屡次负伤，1939年3月养伤时与部队失散，弹尽粮绝，被迫弃枪回家。1946年参加汤原剿匪战。“因为负伤在家养病，没能跟上队伍的步伐，多年以来，他的老战士身份一直得不到承认，甚至一直有传言说他是‘逃兵’，让老人多年来一直十分懊恼。”在讲述当年的情形时，老人情绪有些激动，“说着说着，他掀起上衣，用手在肚子上比画着当年子弹是从哪边打进去、从哪边打出来的，说到肠子流出塞吧塞吧用毛巾堵上，就好像那不是自己的肚子而是身外皮囊一样的举重若轻。”老人一再重复当年连长说过的话，“誓死也不能投降。” “他是一个出生入死的普通战士，多年来却被传说成‘逃兵’，他希望有更多的渠道表达自己，为自己‘正名’成了他的心愿。”韩尉和同事们意识到，史实，在变成史料，通过媒体或研究者成为公开出版物后，会变得更有力量。于是，他们把潘兆会老人的口述史发表在《中国文化报》上，以此协助老人在当地民政部门得到了身份的承认。 老人如今已经去世，但能在离开之前帮助他完成心愿，让国图的工作人员感到欣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