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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属于文人的，是高贵的，脱俗的，小众的。这大概是人们对于诗歌的“基本定义”。诚然，从唐诗宋词以来，诗歌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带有显著的阶层性。甚至连科举考试也将诗歌写作视为入仕的门槛，会写一首好诗，就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现代诗同样以文人开风气之先。如今，你尽可以嘲笑胡适《尝试集》的大白话，也可以沉浸于《再别康桥》的一咏三叹中——这些现代诗的鼻祖构建了一个符合文人气质的诗歌体系。 朦胧诗的兴起堪称一场狂飙突进，特殊的历史造就了一批特殊的诗人，北岛、舒婷、顾城，这些诗人在其创作生涯之处汲取灵感的地方不是书斋，而在工厂和工地里。 但是，我仍然无法将北岛们定义为“农民工”。这些“大院里的孩子”因为早年的蹉跎，不得不卧薪尝胆，只要时机成熟，就迸发出惊人的创作力量。而且，在那个短暂的时期，工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质上，都具有时代领导者的能力。而如今，3亿“新工人”从农村走向城市。他们所能做的，无非是被动地等待城市日益增长的土地需求慢慢吞噬家乡。 有别于城市精英或者知识分子对农民工的想象，这些农民工不光是“流水线上的兵马俑”，也能展示出令人惊讶的创作力。非虚构电影《我的诗篇》，记录了6位“打工诗人”的生活与创作。他们是手机生产工人，是叉车工、爆破工、制衣厂女工、少数民族工人，乃至在地下800米深处工作的矿工。如果将余秀华视为“打工诗人”的佼佼者，那么在她的背后无疑有着一整个生机勃勃的创作群体。 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功夫/悉数回到秦朝 为什么农民工选择诗歌作为表达情感的渠道？这不是偶然。作诗需要天赋，需要与大地接触的呼吸感，这些都是“打工诗人”能够取得的。更重要的是，尽管诗歌贵为“明珠”，却一直以来保持着低门槛。这不是说诗歌本身不需要技艺上的要求，而是说每个人都能很快地掌握作诗要领。以更苛刻的文学标准而言，“打工诗人”的作品自然良莠不齐，公众目前能够读到的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庞大基数上的选优无妨其传播。《诗经》取材于先秦通俗民歌，谁也不知道在时间的长河中被淘汰了多少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