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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日暮诗 112×54厘米 梁启超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梁启超（1873—1929）在政治上是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在书学思想上也深受康有为影响，但在书风上却独树一帜，擅长行书、楷书和隶书。其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是康有为学生，与康有为合称“康梁”。梁启超的书法，早年与一般读书人一样，学的是典型的干禄字欧体，但他对小欧尤有心得。梁氏晚年跋欧阳通《道因法师碑》中说：“大令学《兰亭》而加放，兰台学率更而加敛，皆摄其精神而不袭其貌，故能自立也。兰台得力《化度》最深，而收敛谨严，达乎其极，若书家有狷者，吾必以小欧当之矣。”而由小欧转入北碑，似较易入手，故从学康氏之后，转习六朝碑版，尤专注于《张黑女墓志》及《张猛龙》《晖福寺》《李超墓志》诸碑刻。广州艺博院研究员陈滢在《梁启超书迹赏析》一文指出梁书“受汉隶及北魏碑刻的影响，宁静中蓄含动势，整饬中透出遒劲，体势方扁，用笔方圆互见，造型凝练，丰茂厚重，隶意颇浓……他那劲健端凝的书法，体现出来的是幽静恬适、自然高远的情调”。 注重韵味，用笔精到，字形严谨，神态肃穆，风格高古……陈永正认为，同是学碑，梁启超却抛弃了康有为的“霸悍”之气，而追求“平和”的书风，“温文儒雅，雍容恬静，坐对梁氏的书法时，只感到一股清气扑人眉宇。” 其清雅温润的视觉效果和娴静安详的古典气质，正是康有为所缺乏的“阴柔”之美，而近于帖派的儒雅气息，由此也造成了碑派书风多姿多彩的局面。 清乾嘉以来，碑学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如果说，康有为促成了碑学构建的最终完成和书坛的空前繁荣，那么，梁启超的继之崛起，也在碑学思想的指引下投身于时代潮流中。他们对晚清碑学的兴盛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以独特的方式确立了自己在中国书法史上应有的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