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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尤其是仁宗年间，中国古代文化逐渐臻于佳境。电视剧《清平乐》中晏殊、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组成的“背诵默写天团”之风采，更是让无数粉丝为之倾倒。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当时，士大夫开明政治的成熟，商业模式的创新，技术发明的奔涌，经济活力的释放，市民文化的勃兴，城市文明的兴盛，思想领域的转型，都标志着中国历史即将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 然而，北宋国势和仁宗政事的另一面，则是钱穆先生指出的“对外之积弱不振”“内部之积贫难疗”。北宋在与辽国、西夏对峙中的弱势被动地位，朝廷财政赤字的逐年增加，正是其积贫积弱的生动例证。 北宋文明昌盛与积贫积弱并存成一体两面的背后，是变法推力不足导致的进退维谷困境。进，无力开辟新天地；退，无法回到旧局面。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戛然而止，已经预示了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功败垂成；仁宗朝堂之上党争的此起彼伏，早已预演了此后历史中“新党”“旧党”的水火不容。一阕《清平乐》曲终之际，余音袅袅的却是王朝谢幕的前奏。 电视剧《清平乐》塑造了一个仰惧天变、俯畏人言，治国如执秤的宋仁宗形象。事实上，仁宗一朝固然是北宋历史上难得的太平时期，却又是政治经济军事各种矛盾潜滋暗长、社会危机已现的时期，也是在内外压力交加之下、对前期祖宗家法进行系统变法的改革窗口已开的时期。 然而，仁宗君臣如履薄冰，努力保持各种平衡，广开言路却党争不断，殚精竭虑但改革乏力，最终进退失据，错失变法时机，以致仁宗之后短短65年，赵宋王朝就发生了国破家亡的“靖康之耻”。 祖宗之法 当仁宗的伯祖父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夺取后周政权建立赵宋王朝时，接手的是一盘支离破碎的大棋。从907年唐朝灭亡到959年北宋立国的53年中，中原历经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更换八姓十三君，天下更有南唐、北汉等十国并立，是为五代十国。 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避免赵宋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是北宋开国时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围绕解决这一问题所形成的制度体系和祖宗家法，又成为威胁朝廷长治久安、影响国家持续发展的原因。北宋在仁宗时期及之后的改革困境，正在于此。 太祖面临的开国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重建全国统一，夺回被东北辽国占据的燕云十六州，压制正在西北崛起的党项政权，重构北部边防线；二是重振中央权威，解决节度使尾大不掉、地方州郡财力过强、军队骄兵跋扈难制等问题。 太祖首先通过“杯酒释兵权”等手段收回禁军高级将领兵权，消除他们对皇权的威胁，接着按照“先南后北”的战略基本上平定南方政权，并对北汉发动三次大规模进攻。到太祖去世时，天下一统大局已定。 唐末五代分裂割据的主要原因在于节度使集地方军权、财权、行政权于一身，权力过大，朝廷指挥不灵。为扭转这一局面，太祖通过缩小节度使辖区、派遣中央文臣出任知州等地方官、设置通判牵制知州等，削弱节度使行政权；通过设立转运使，将地方财赋收归中央，削弱节度使财权；通过集精兵于中央、驻重兵于京师、频繁调换节度使等，削弱其兵权。由此，中央权威大幅增强。 太祖这一系列政策均是针对巩固政权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均留有很大的余地：他虽对高级武将防范有加，但并非一概猜忌，尤其是对守边将领相当信任，对他们适度放权，允许他们有辖区财赋的自行支配权和军事上的自行处置权；他虽提倡文治，但一直文武并重，长期致力于加强武备；他虽削弱地方势力，但仍允许节度使拥有一定的权力，“太祖一朝，制沿五季，方镇仍旧”；他虽用在荒年招募饥民为兵的募兵制度来防止百姓聚众造反，但着力提高中央禁军素质，使之成为精锐的“武备之兵”，而非一味扩大军队；他虽重内轻外，对辽国不主动出击，但决不软弱退让，任命李汉超等14名大将沿边构筑了一道防御辽国的严密防线，甚至在辽军主动来犯时打得其大败求和。 而仁宗祖父宋太宗即位后，将重内轻外改变为守内虚外，将提倡文治更改为重文轻武，将削弱地方发展为强干弱枝，将荒年募兵转换为常年扩军，将太祖为统一天下而施行的权宜之计改造成基本国策。 太宗登基后，攻灭北汉，完成统一，但因其急躁冒进，不懂军事又喜欢亲自指挥，致使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由于处置失误，西北党项势力迅速发展壮大，多次打败宋军。党项还与辽国形成掎角之势，共同对付北宋。辽国对北宋威胁最大，党项对北宋疲困最甚。太祖留下的精兵猛将消耗殆尽，太宗无能为力，只得推行消极防御的战略。北宋由此走上积弱不武之路，时人称之为“(北宋)一身二(辽国、党项)疾，不可并治”。 太宗是五代以来第一个非武将出身的皇帝，他“欲兴文教，抑武事”，重用文臣，抑制武将，北伐燕云失败后更是如此。太宗直接控制前线将领，甚至要求他们按照自己预授的阵图行军布阵，还用宦官监军。他大肆募兵扩军，但武将地位下降，军队士气低落，几成乌合之众。边将普遍受到猜忌，太祖手下能征善战的御边14将全部被撤换清洗，太祖给边将的各种临机处置权也被一一收回。太祖苦心构筑的北部国防线，被太宗戳得千疮百孔。 在强干弱枝方面，太宗更是不遗余力，扩大转运使职权，全面废除节度使兼掌治所附近若干州即“支郡”的权力，将州统一收归中央直辖，正式确立路、州、县三级体制。这些措施彻底消除了地方割据的可能，但也矫枉过正，抑制了地方发展的主动性和经济活力，使得地方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环卫中央。一旦外敌入侵，地方无法组织起足够有效的抵抗力量，如若外敌长驱直入直捣京师，地方必定因为失去主心骨而成一盘散沙，被各个击破。北宋后来的灭亡进程，正是按照这个逻辑进行。 太宗建立的守内虚外、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等制度规范，被后继者们奉为不可更改的祖宗家法。太宗时期，政治相对清明，这些制度规范的弊端还未充分暴露。其子真宗即仁宗父皇即位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对祖宗家法一概恪守，朝廷死气沉沉。文臣地位继续提高，武将地位更加下降。强干弱枝政策进一步发展，不少州郡兵器缺乏，甚至只有十来名老弱残兵，真宗还强调“方今州兵亦不可太盛，须防之于渐”。 在对外上，真宗患有“深度恐辽症”，从太宗时期的消极防御转向主动求和。结果求和不成，反倒引来辽军大举南下，被迫签订“澶渊之盟”，每年赠送辽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不久，真宗又在西北与党项议和。边境恢复安定，虽有利于北宋展开对辽国、党项的经济竞争，但其在国防上的弱势地位并没有改变。 更严重的问题是“冗官”“冗兵”“冗费”引发的财政危机。因官僚机构叠床架屋导致的官职增多，加上授予官员子弟亲属官位的恩荫制度等大行其道，北宋官员从太祖时期的三五千人，猛增到真宗年间的一万多人，一年俸禄开支就达9785万贯(宋朝1贯为770文——编者注)。军队总数从太祖时期的37万增加到91万，禁军就有43万，军费开支巨大，“六分之财，兵占其五”。真宗还大搞神道设教，通过东封泰山、西祀汾阴，粉饰太平，各种盛大仪式几乎把太祖、太宗留下的家底耗光，“内之蓄藏，稍已空尽”。这样，到仁宗即位之时，北宋已经陷入到深刻的危机之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