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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良渚黑陶贯耳壶；右图为龙虬刻文陶片。 汉字最初的行款应该是自由的，字序、行序并没有明确的规则。目前出土的大量疑似文字的行款方式，如江苏吴县澄湖良渚古井出土的黑陶贯耳壶，腹部的4个字呈横斜状排列；而江苏高邮龙虬发现的刻文陶片，可以分为两组，4个字的那组应是竖排。 不过，这种自由式的行款在面临字数增多，或是有其他更高功能需求的记录时，不足就非常明显，新型的行款必然出现。 字序为什么从上至下 对新行款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应是新需求。根据早期汉字的应用情况，我们不难猜测，它就是甲骨文占卜、竹简记录等活动。所以，能对行款样式起主要作用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甲骨和竹简本身，二是活动性质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的甲骨常被略去，因为甲骨本身对字序、行序没有多少约束；而竹简常受关注，学者们常从持简习惯、书写习惯等方面入手，认定竹简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对于自上而下的字序，尤其是单简书写时，无论是“方便说”，或是“持简习惯说”，都略显牵强。 “方便说”认为，汉字字形便于竖写，所用的竹简宜于竖写，这是汉字书写的决定性条件。但事实上，尚没有真正讲究书写顺序的初期汉字，是无所谓竖写横写的，这时候的书写是为字形服务，而非字形为书写服务。而就竹简而言，客观上也没有明确的适宜横写或竖写，同样构不成竖写字序的决定性因素。 “持简习惯说”认为，古人应是席地而坐，左手持简，置于胸前，右手执笔而书，正是持简的习惯性动作决定了字序的下行。这个说法的前提条件是古人必须有竖向持简的习惯，而这其实是很难确定的。正如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所说：“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不是别的，就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比如，甲骨是种不易写也不易刻的“不方便”材料，却被选为早期一个重要的书写载体，可见古人有时候对书写的目的更为重视，方便性反而是其次的。 这样，就剩下第二点，即活动本身。毫无疑问，甲骨占卜活动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它具有两个先天优势。 首先，地位优势。“生民之初，必方士为政”，当时以卜问吉凶、占福祸、决犹豫、定嫌疑，无论政治还是生活，占卜可以用来指导一切活动，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其次，亲缘优势。很多学者认为，汉字的诞生与巫及其活动有密切关联。那么，汉字应用相关规则的制定，很大程度上会遵循巫相关活动的需求，而甲骨占卜是先民最重要的巫术活动之一。 如此种种，我们不难发现甲骨占卜活动在行款基本样式确立中的关键性作用。 从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内容来看，它绝大部分是占卜的结果，即神意由甲骨兆相表达出来的文字呈现，是一种来自神灵的从天而降的“天垂象”式的昭示。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从形式上正好吻合这个特点。 对于这种“天垂象”式的自上而下，我们还可以找到几个辅证： 其一，骨板上多个段落阅读次序的设定。一个完整骨板上，如有若干段卜辞，那么这些段落的阅读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从下一段开始，按照次序逐段上读。这正好切合处于下方的占卜者先问问题，然后逐步往上，高居在上的神灵给予昭示的过程，也与占卜活动的性质相契合。 其二，古代天地上下贯通观念的写照。如良渚文化中祭祀所用的琮，它外方内圆，竖立时就把方圆串起来，也就是贯通地和天。古代类似这种样式的祭祀用品，在其他地方也出现过，如广东东南端的海丰县，曾发现与良渚文化相似的玉琮。可见，天地贯通应是先民们精神世界里的一种共同观念，汉字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设定，不也正是这种天地上下贯通观念的直观反应吗？ 其三，对应“上达”“下传”方式。古代常用火烟作为祭祀“上达”的媒介，它是自下而上；那么表示“下传”内容的神昭示文字，自然就是自上而下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