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级别坐什么车都有规定 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除了高层领导人之外，公务车逐渐普及。 历史学家杨奎松回忆说：当1986年得知瑞典时任首相帕尔梅在街上行走时被刺身亡的消息时，感到相当吃惊。正是从当时的报道和随后相关的考察报告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印象中的“资本主义”政府。除了国王、首相配备警卫人员，大臣们皆没有。他们上班是官员，下班就是平民，有的上下班还骑自行车来往。瑞典的官员们即使公务出行，也没有前呼后拥警车开道那一套，他们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相比较而言，我们在建立职务等级制度之初，就比照官阶设定了相应待遇。这种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 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勤务、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包括对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公务汽车便是这一整套标准的一部分。 解放战争时期，汽车还是新鲜玩意儿，高级干部也未必坐得上。但当时马匹供应相对可以保证，战时便有规定：营以上干部配有马匹，有专职马夫，拿地方供给部门的草料票向当地支取饲料。到了解放战争后期，由于缴获了大量美式吉普车，正师级以上作战单位配备了吉普车。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进口了一批苏联轿车，配给高级干部。当时，一般只有元帅才配吉斯。上将和中将是配吉姆，但是在颜色上有区分，上将用的是灰色的吉姆，中将则是黑色的吉姆，以示区别。少将的配车一般是伏尔加；当时还有一些战争时期缴获的美国车，主要有福特、别克、雪佛兰，数量不多，配给了一些高级干部。后来，地师级以上单位开始配备轿车，华沙车也在首批配备之列。 “红旗”车刚生产出来时，只有国家领导人乘坐。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逐步在省军、地师大量配备。“文革”后期，有些县团级单位配备了上海牌轿车，但“红旗”在地师级单位比较少见。当时副总理以上级别的官员已经坐上了“红旗”，但副总理以下的还没有合适的公务车，上海牌SH760正好弥补这一空白。 上海牌轿车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生产最早的轿车。从1958年手工打造出第一辆车到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牌轿车是国内唯一普通型公务用车，也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接待外宾的主力车型。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上海牌SH760系列轿车是唯一的国产公务用车，也是当时我国产销量最大的轿车。 坐上海牌轿车曾是荣耀 对于20世纪60至70年代的人来说，对汽车的记忆不多，那时候汽车是身份的象征。 “吃大白兔，戴上海表，坐上海车”——乘坐上海牌轿车，在当时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民间曾流传这样的段子调侃当时的基层公务用车：大队书记蹬、蹬、蹬（指拖拉机），公社书记130（卡车），县委书记帆布篷（吉普车），地委书记两头平（上海牌轿车）。有上海老人回忆，上世纪60年代新娘子出嫁，一部上海牌轿车做婚车能引起全弄堂的轰动和羡慕。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正省级干部大多乘坐伏尔加牌轿车，副省级和中央副部级坐的是上海牌轿车，而“红旗”属于中央正部级以上领导乘坐的专车。有人回忆，“当时进口车比较少，行里的专车是一辆奔驰200，其他的小轿车以伏尔加和上海牌轿车为主，总共有十多辆，包括丰田面包车，主要保证各司局公务用车。” 在中国，汽车往往是等级的象征，有两件小事特别值得玩味。1967年1月，“智擒王光美”事件之后，毛泽东召见刘少奇。当时，毛泽东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接刘少奇来谈话。那时候，红旗轿车早已大量配备省级以上干部，而毛泽东只派一辆华沙牌轿车，刘少奇见状，自知其中含义。 1973年10月，刚刚被“解放”出来的邓小平来到韶山。韶山方面召开了一个会议，安排邓小平来访事宜。会议开得很长，围绕以什么规格接待发生了争议。但是，争论双方都有这种感觉：无论用什么规格接待邓小平，都会承担一定的风险。他们于是制定了一个“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但是，究竟“冷”到哪种程度，“热”到哪个境界，让这些人“拿捏”不准。他们不知道邓小平是平步青云还是昙花一现，于是只用了一辆老式的乳白色“吉姆”牌轿车。他们对邓小平解释说，其他车辆都已派出去了。这种车，1959年毛泽东来到韶山时坐过，此时，国产红旗轿车早已代替了它。平时，即使是一个军级干部坐红旗轿车也早已是司空见惯。 改革开放前，百姓拥有轿车是个禁区。私人轿车作为资本主义的象征，从上世纪50年代的限制直到“文革”中彻底消失。即使公务车，也严格按等级，实行配给。当时中国的轿车千人保有量不足0.5辆，在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最后。如今，仅北京就有超过500万辆汽车，其中大多数是私家车，而轿车也在逐渐脱离与行政级别的挂钩。 （摘编自《文史参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