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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至60年代，我国逐步建立了一套等级明确的公务用车管理制度。那么，这套制度是在什么背景下形成的？其中又有哪些规矩和故事？ 毛泽东的车里经常会“挤”满人 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一直没有自己的专用轿车。早在延安时期，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将两辆美国福特牌轿车送给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在研究如何使用这两辆车时，大多数人都主张给毛泽东配一辆，毛泽东知道后立即表示反对。后来，这两辆车一辆配给了朱老总用来指挥作战，另一辆则配给了年岁较大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延安五老”使用。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北平迁移时，毛泽东坐的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美式军用吉普车，并乘坐它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种吉普车非常简陋：连车门都没有，只是在该装门的地方开了一个缺口；雨刷器是手动的，有一个手摇的曲柄，要边开车边用一只手摇动曲柄刮水；车身也很短，后排的空间比较局促，舒适性很差。可是，这种简陋的汽车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已是奢侈品了。 毛泽东进入北平后，他乘坐美式吉普车检阅部队的照片被斯大林看到，斯大林马上批示有关部门，将当时苏联制造的最先进的“吉斯110”、“吉斯115”等一批高级轿车赠送给中国领导人。所以，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位主要领导人坐的都是苏联产的“吉斯”防弹保险轿车。 毛泽东的专车是黑色“吉斯115”，是“吉斯110”的防弹型。车长6米、宽近2米，车身安装8毫米厚装甲，能有效阻挡子弹及弹片，车底盘安装厚重的钢板装甲，能经受地雷爆炸的冲击。车厢内还有一道可升降的中隔玻璃，与前面驾驶舱隔开，既防弹又保密。 毛泽东坐车的习惯很特别，他从来不坐别人的车，却极愿意别人来搭他的车。因此，他的“吉斯115”里经常会“挤”满人。赫鲁晓夫在听说了毛泽东的这一“癖好”后，欣然与刘少奇、周恩来加上秘书和保卫人员一共7个人与毛泽东挤坐在“吉斯115”里，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看着一大堆人与自己同坐在“吉斯115”里，毛泽东的心情特别舒畅。 可有谁会相信，这辆高级轿车内竟然没有空调设备。毛泽东身高体壮，尤其爱出汗。一到夏天，车里如蒸笼一样。为保证安全，车窗不能随意打开，只好在车子前排与后座的间隙，放上一个盛冰块的盆子，以此调节车内温度，对这种土办法毛泽东倒是挺满意。 1966年，首批中国自产的20辆“大红旗”轿车替换了中央领导人乘坐的苏联车。由于这辆“吉斯”防弹车的安全性，在关键时刻毛泽东还是会想起它。1971年9月，毛泽东南巡时，洞悉不测，返抵北京丰台火车站后，正是这辆“吉斯”载着他一路平安地回到万寿路住所。 从搭“洋车”到乘“红旗” 解放后，我国长期没有自己的汽车工业，生产不出自己的轿车，国家领导人也就只好坐“洋车子”。比如，朱德的座驾是一辆梅赛德斯-奔驰公司1963年生产的280S型轿车，采用140马力的2.8L六缸发动机。这款车内部宽大舒适，成为各国皇室、政府和官员的首选用车。 彭德怀的座驾是一辆“嘎斯69”吉普车，这种车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流行的越野车。抗美援朝时期，彭德怀乘坐此车指挥抗美援朝战争。朝鲜与美国在三八线签订和平协议时，彭德怀也是乘坐这辆吉普车前往的。为纪念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时，将它从朝鲜经丹东运回沈阳，经过精心保养，车况极佳，保留至今。 陈毅曾有一辆奔驰600轿车，不过没坐多久便赠给“一汽”做样车，同时一起捐汽车的还有周恩来和朱德，他们捐出了各自的法国雷诺轿车和捷克斯柯达轿车。 1958年5月5日，由一汽试制的我国第一辆“东风”牌71型小轿车，进京给毛泽东试乘。该车为流线型车身，上部银灰色、下部紫红色，6座，装有冷热风，发动机罩前上方有一银色小龙装饰，最高车速每小时128公里。毛泽东和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后花园观看并试坐了这辆轿车。 “红旗”车开始是参照克莱斯勒C69型试制的，车身却完全自行设计，极富中国的民族特色：车身颀长，通体黑色，雍容华贵，庄重大方，具有元首用车的气派。车前格栅采用中国传统的扇子造型，后灯使用了大红宫灯，别具一格。发动机罩上方的标志是三面红旗，迎风飘扬，极富动感。内饰仪表板用福建大漆，周边镶以胡桃木条，座椅包裹了杭州名产织锦缎。 1960年该车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意大利的汽车权威人士评价说：“‘红旗’轿车是中国的‘劳斯莱斯’。”至此，“红旗”轿车被列入世界名车品牌。 上世纪60年代后期，红旗CA772轿车开发成功，这是一款三排座的高级豪华型轿车，增加了一排座位便于在接待外宾时安排翻译和保卫人员；车身加长，显得更加壮观豪华；部分车还配置了自动变速器，从外表上看它与普通的“大红旗”无大差别，只是略微高大一些，实际上该车全身装甲，底盘防爆，防弹的车窗玻璃厚达十几毫米，轮胎能自动补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