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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殷羡“贪残”、“骄豪”，均是性格暴烈的表现，说明他并非温润如玉的君子。不愿意捎带信件就给人家全扔进水里，同时表明他性格冲动、易走极端。当然，我们不能抽离于历史语境，当时社会上本有任诞之风，他的心理和行为很可能是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但不管怎么样，这样的家长不太可能塑造出宽容轻松的家庭氛围。而根据研究，在紧张的家庭气氛里长大、其家长较为严苛的孩子，更可能患强迫症。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殷浩自身的因素。按照日本著名心理学家森田正马的理论，强迫症患者往往具有“理智的观念主义”。这样的人，擅长缜密的观念推理，会根据生活中一个个细节推想出种种灾难性后果，似乎每一环都能逻辑自洽，但唯独忽略了自然而然的生活本身。生活，本不是由逻辑和细节堆砌起来的。殷浩最擅长清谈辩难，逻辑严密，妙语连珠，说理一环扣一环，常常把人辩驳得哑口无言。甚至时人推崇他是清谈界领袖，是西晋王衍之后清谈第一人。《世说新语》中载，连著名佛学家支遁大师与之辩论，都会被他绕进去，“不觉入其玄中”。一旦推理辩论起来，殷浩常常废寝忘食，忽略日常生活。有次他和孙安国论辩，两个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当然，并非擅长概念推理、沉溺于观念主义的人都会得强迫症，而是说，这样气质和性格的人是有更大可能患上强迫症。 按照森田理论，一种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以及生存欲强烈的人，极其渴望受到尊重、成其伟大的人，这样的气质和人格，都与神经质症和强迫症有内在关联。殷浩声誉极隆，名震天下，却自甘隐居十年，并非淡泊名利，更可能是做出追慕古人的姿态，收获更大的名誉，待价而沽，在更合适的时机出山。这一点从殷浩被废为庶人后，极其渴望复出就可以看出。真正虚怀若谷的人，经历红尘一场，是不会愿意再入名利场中做什么尚书令了。时人将殷浩比作管仲、诸葛亮，只怕这种话说多了，殷浩也会相信自己就是当世管、葛。但管、葛名扬后世，可不是因为隐居，而是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葛亮治平蜀汉，以一隅之地抗衡曹魏。一旦以此自诩，就很难不渴望在世俗世界获得伟大的成功。请这样一位声望极隆、自视极高的名士出山，并不容易。除了短暂在征西将军庾亮那里做过一些工作之外，任何名臣大僚相邀，殷浩都是“固辞不起”。会稽王司马昱以建武将军、扬州刺史这样的高位征召他，并以振作朝纲的天下使命来感召他，他还是频繁陈让，推辞了几个月才勉为其难，隆重出山（对比后来桓温请他做尚书令，他却并不推辞）。在天下人的注视下，殷浩脱去布衣，步入庙堂之上，原指望可以恢复神州、青史留名、名盖管葛，哪知竟一败涂地，惨遭贬义，还沦为一生之敌桓温眼中的笑柄。一旦再次获得起用的机会，他要拼命抓住这根救命稻草，这是他获得辉煌和成功的最后希望。在他看来，所有的希望都取决于桓温的心意，也就是取决于自己的回信能不能让桓温满意，这封信如此重要，必须反复检查，必须每个字句反复推敲，绝不能因为任何一个细节的不妥和谬误导致桓温不满，因为那会影响到自己的复出。在他的思维世界里，最沉重的理想和人生愿望，完全取决于最细小的细节，于是，失衡的心态使他陷入无穷的灾难性联想和无限的细节检查之中，最后带来的却是悲剧。 强迫症的发病，与一些重大的人生变故有直接关系。如亲人去世、情感打击、事业受挫等。北伐惨败、废为庶人，是一生顺风顺水的殷浩遭遇的最重大打击。他看上去深色坦然，毫无“流放之戚”，但当他在流放之地送别外甥时，仍引用“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的诗句自伤身世，竟至泪水横流。他虽严格要求自己，强颜淡定，但流放之悲，还是在一些真实的生活细节里展现出来。其实对自己过分苛求、压抑情绪的人，也更容易患上强迫症，因为这样的人不允许自己在任何细节上出错，很可能会导致对细节的无限关注和对细节出错的无限忧虑。 黜放之后，殷浩几乎完全转向了内在精神世界，更加疏远了外部世界和日常生活。对自我内心世界的过度沉溺，是强迫症患者和疑似患者的大忌。因为过度的内省会使自己陷入自己设置的疑心与忧虑之中，而遗忘生活世界的常识。殷浩“谈咏不辍”，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不断玄思，甚至一天到晚对着空气写字，写“咄咄怪事”四个字。自我世界越陷越深，生活世界离他越来越远。后来出现反复数十遍检查信函的情况，就不是意外了。 《世说新语》中记载殷浩曾对桓温说，“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其实强迫症也是一个“我与我周旋久”的漫长过程。这句话代表了殷浩精神世界的深度，也无意中预言了殷浩的人生悲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