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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此，生于边境的安塞王朱秩炅才“恨居塞上，不获与齐鲁吴楚士游”。他还写了一篇《倦游对》，抱怨自己若想仿照“王公大人之游”，则会涉嫌大不敬。而若仿“逸人畸士”之游，却又受礼教的限制，可谓两难。只好足不出户，读书度日：“吾欲为王公大人游乎，则必使虎贲健儿十百为率，骑乘如云，充塞道路。陆取熊罴，水捕鲸鲵，几百所需，指麾如意，然后快耳！而藩国用人，咸遵定制，一逾则涉不敬、启嫌疑……余欲为逸人畸士之游乎，则必跨谪仙之驴，泛子猷之舟，幅巾野服，从一二童子、三五同志，载瓢瓠酒，豫炙一鸡，果蔬脯醢，惟事真率……而身隷国姓，名号王爵，岂可舍衮衣绣斧之称，为放浪不羁之适？” 为了满足对红尘世界的好奇，宗亲们都喜欢招揽宾客。益宣王结交各地名士，一掷千金，甚至到了用尽王府九库金钱的地步。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宗室政策的更多弊端开始显现。嘉靖四十年，镇国将军朱聪浸上疏哭诉自己几天吃不上一顿饭，宗室中甚至有人死了十年都没钱安葬:“臣等身系封城，动作有禁，无产可鬻，无人可依。数日之中，不曾一食……有年逾三十而不能婚配，有暴露十年而不得埋葬，有行乞市井，有行乞民间，有流徙他乡，有饿死于道路。名虽宗室，苦甚穷民，俯地仰天，无门控诉。”（《世宗实录》） 身为天潢贵胄，为何会沦为乞丐？原来随着宗室人口的膨胀，地方财政已经难以承担高标准的俸禄。明太祖时，全国郡王将军以下宗室男女不过58人，而不到200年后的嘉靖八年，仅男性在籍宗室就已经达到了8214人！ 山西与河南就是拖欠宗禄的重灾区。嘉靖三十二年，山西存留米麦152万石，支付宗禄却需要312万石。河南留存米麦84.3万石，而宗禄则需要192万石，“是二省之粮，犹不足以供禄米之半”（《皇明经世文编》）。 更要命的是，宗室不准从事工商行业。即便俸禄日复一日拖欠，贫困的中低等皇族却连自谋生计也不能！“穷则思变”，许多宗亲自发要求改革，嘉靖帝也制定了新的《宗藩条例》以适应时局。然而改革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财政不断恶化。学者张德信推算，天启四年（1625年）时, 宗室禄米在全国田赋中的逆差超出143%！琼林库中无一物矣。 就这样，日渐庞大的宗室，与捆绑着他们的明王朝，滑向了最后的深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