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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四川成都举行，本次考古学大会是中国考古学界发现与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在我国考古学家的不断努力下，很多古代遗迹得以重见天日，并且在这些遗迹中还出土了大量的人类遗骸、宝石、器皿、工具等，这其中还有大量的动物遗存。 如果说遗骸、宝石、器皿、工具等能让我们科学地复原远古时期的历史图景，那么这些动物遗存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为了解当时的经济状况开了一扇窗 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技考古中心原主任袁靖看来，通过动物考古所了解到的家畜饲养状况等信息，为了解当时的技术与经济状况打开了一扇窗。 “通过对动物遗存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的居民通过狩猎、饲养等方式获取肉食资源的具体行为，探讨各种家畜的种类、数量是否存在某种质或量的转变过程。”袁靖说。 袁靖介绍，通过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发现，在获取肉食资源上，新石器晚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主要是依靠猪和狗等家养动物，长江流域的文化以渔猎为主，同时也饲养少量的猪和狗；新石器时代末期，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依然以饲养家畜为主，但是家畜的种类新增加了黄牛和绵羊，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以饲养家猪为主；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黄河流域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与新石器时代末期相同，而长江流域又转变为以渔猎为主，饲养少量的猪和狗。 从家畜种类看，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西辽河地区、黄河流域的家养动物逐步从狗和猪扩展至狗、猪、牛、羊。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只见狗和猪。相比之下，北方地区的家养动物种类不但比南方地区丰富，而且在数量上也明显占据多数。 袁靖指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地区经济状况发展进程优于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南方地区，为后来出现的中原中心格局埋下伏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