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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曼菱（作家、制片人和导演） 2018年5月4日，中华书局推出线上产品《西南联大访谈数据库》（简称《数据库》）第一辑，含四十多位重要人物，长1300分钟。打开视频，人们可以重温这些人物对这那段历史的生动叙述，以及他们用跨世纪的眼光审视当下的远见卓识。
《我们生命里的“七七”》齐邦媛等著 华文出版社
1945年，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合影。资料图片 《数据库》将我采访的资源提供社会共享，对人们认识与研究西南联大提供重要的历史依据，这是我长期致力此事的一个交代。深可庆幸。然而，我要提醒人们：所有的战时大学都值得我们崇敬与纪念。所有战时大学的历史都应该整理。烽火连天时，撤离敌占区的大学不止一个西南联大，还有浙江大学、与西南联大同时组建的西北联大，以及美院与音乐学院的前身，“音专”“美专”等。 普通学校普通人的气节，与名校与名人的气节，并无二致。在国破家亡的关头，他们都是一样的悲壮惨烈，具有同等的精神价值，都是中国学界的壮举与气节。当我们在昭示某一所名校，彰显某一群著名学人的时候，不能遗忘了：那个年代，蕴藏着一部完整的中华教育抗战史。 史料重要，“史识”更重要。 战时中小学功不可没 有这样一本书：《我们生命里的“七七”》。 “七七”事变不久，中国大地就出现了一批战时大学、中学和小学。危急关头，为了保全血脉，北中国的家庭自愿分散，学子们追随学校，少年人追随老师，开始了他们艰辛不屈的转移与读书生涯。 许倬云先生写道：“当学校的队伍，列队走过家门口时，每一个年轻的孩子，身穿制服，就像行军的军人一样，背一个背包和口粮，两双草鞋，列队进行。祖母看见二哥在队伍之中，实在舍不得，哭着要我的母亲，将二哥从队伍中撤出来。母亲答道：‘我们的孩子，能留一个，就是一个。国家快亡了，这些留下的种子，也许可以为我们再造中国，扳回自由和独立，不做日本人的奴隶。’” 这里说的“读书的种子”，是针对日本人对我中华“亡国灭种”的企图。西南联大校歌里有一句“绝檄移栽桢干质”。意思是：把那些快要成材的大树转移到荒僻野地里，继续培育它们。而中学、小学生则是“种子”。没有种子，哪来的大树？没有中小学的坚持，那么八年间大学的生源从何而来？ 例如，李政道，就是从战时的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一年级的。 带着一封浙大导师的推荐信，李政道在战火中奔赴昆明。“我是1945年转到联大的。我一年级在浙大，二年级转学到昆明。带我的主要是吴大猷先生和叶企孙先生。他们答应我，选二年级的课，教我三年级的。” 对李政道的发现是从浙江大学开始的。这是战火中的“人才接力棒”，包含着中国师道中“惜才”的美好传统。 人才培育是一个链条，不可有片刻的中断。 齐邦媛回忆，她的父亲带着学校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走：“这迁移的队伍白天赶路，晚上停在一个站。一路上，我们住了无数地方。学生们都被安排在各处学校的礼堂、教室或操场，当地驻军会分给一点稻草和米，大家都睡在稻草上，每餐还能有一些煮萝卜或白菜。” 随着日寇的入侵，一些在南方的大学和中学，也纷纷内迁。每一个省的教育厅，都在各地设立临时的联合中学，沿途收纳逃难的青年。在内移的过程中，学校教育没有中断。这些学校各自在内地的偏僻地方，恢复正常课业。除了有组织的迁移，沦陷区还有无数的青少年不愿受日本教育，纷纷逃到后方，有的投靠亲友，有的流落各方。 齐邦媛说，当时的老师们有一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气概。“自离开南京到四川自流井静宁寺，整整一年。颠沛流离有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不论什么时候，户内户外，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老师上课的地方。学校永远带着足够的各科教科书、仪器和基本设备随行。”“在战火延烧的岁月，师长们联手守护这一方学习的净土，坚毅、勤勉，把我们从稚气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恶劣的环境里端正地成长，就像张伯苓校长说过：‘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 张校长对南开学生们的警句是：“中国不会亡，有我！” 有无数无名的中学小学教员带着孩子们转移，他们真的是我们民族可敬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