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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之年，水下考古正当其时 将水下考古工作者“运送”到水下400米乃至1000米的位置，对于拥有潜至水下4500米能力的“深海勇士”号来说，仅仅是“一小步”；而对我国水下考古事业而言，却曾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 我国水下考古缘起于上世纪80年代南海海域的一桩商业盗捞。英国人迈克·哈彻发现并盗捞了1752年驶离广州开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哥德瓦尔森”号商船，并委托佳士得公司在阿姆斯特丹大肆拍卖这批盗捞的文物。 此事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和中国文博界学者的强烈不满。在此背景下，1987年3月，国家文物局牵头成立了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同年8月，广州救捞局联合英国商业打捞公司发现“南海Ⅰ号”沉船；1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创建。 “1987年的这三件大事，成为中国水下考古诞生的重要标志。”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宋建忠说。 历经30年发展，中国水下考古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从无到有，工作范围不断拓展，内涵不断丰富。但是，由于缺乏技术手段和相关经验，深海考古尚处于空白。 “现在，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展望未来30年，深海考古是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宋建忠说，“这次调查的顺利完成，不仅让中国水下考古人圆梦深海，也为未来的深海考古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开启深海之门，期待无限可能 “无疑，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丁见祥这样总结本次深海考古调查。 出发之前，丁见祥积累了厚厚一本关于深海考古的中英文资料。“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当我们来到这里开展具体工作时就会发现，之前对深海考古的认识非常粗浅。唯有真正迈出实践这一步，我们才能对今后如何开展深海考古有更加深入的思考。”他说。 参加潜前培训、分析影像资料、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的团队开展“头脑风暴”……参与调查的水下考古工作者们，每天的工作紧张而充实。经过一次次下潜，他们的工作目标更加清晰：要把实现深海技术能力向深海考古能力的转化，作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努力方向。 “现在，我们对载人深潜技术有了直观的认识，便能够根据水下考古工作的特点，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联合技术部门改进载人深潜器，研发深海考古工作的专用设备。”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设备与技术部副主任李滨说。 孙键说：“有了这个良好开端，我们一定要耐心地一步步推进这项事业，基于现实状况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不能急躁、不能冒进。” 无论是多么先进的技术，对于考古这项事业而言，最关键的仍然是人才的培养、队伍的锻炼。“从年龄结构上看，参与这次调查的队员涵盖老中青三代人，是中国目前唯一拥有深潜经历的队伍。在中国深海考古事业的发展进程中，我们要力争让他们发挥更加持久的力量。”宋建忠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