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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苦口婆心的劝说，竟然惹恼了沉浸于开疆拓土迷梦中的宋徽宗。朝廷“怒沮坏边事”，下发极严厉的圣旨：“吕颐浩所奏，意有包藏，情不可贷。先免去他徽猷阁待制职务。如果军粮因此阙误，让宣抚使给他戴上大枷……”一个月后，宋徽宗余怒未消，甚至愈想愈气，再降御笔说：“吕颐浩辈乃何人，敢怀奸兴讹，造讪诲诋恢复大政。自从获罪，更加桀骜不逊……分朋植党，援引奸人，对众毁谤朝廷，肆为轻侮……为臣如此，深骇所闻！”宋廷责令宣抚使警告吕颐浩：“此后边防的每件事，如果有阙误稽违，或者无事生非，当以军法处置，永为臣子之戒！” 吕颐浩的赤胆忠心，换来的却是宋廷的雷霆万钧。但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极具前瞻性。降将郭药师日渐跋扈，契丹降军渐成尾大不掉。随着宋金摩擦日益加剧，宋徽宗“感悟吕颐浩前日之言”，恢复了他的官职，并进职徽猷阁直学士。宣和六年，吕颐浩丁太夫人忧，丧事还没有料理完，就“有旨起复，催促还任，文移沓至，不许辞免”。他重新回到危机四伏的燕山。 宋金战争爆发了。宣和七年，金军兵分两路，直逼燕山前线。宣抚使与吕颐浩一面加强守备，一面上奏朝廷。当时朝中大臣昏聩无能，竟然以“郊祀在近”，藏匿他们的奏章，致使皇帝无从知晓。等待郊祀完成，事态已经无法挽回了。 在金兵压境下，郭药师统领的契丹降军成了保卫燕山的重要力量。但被寄予厚望的他却很快叛变，并胁持宣抚使和吕颐浩等人投降金兵。 在此之前，吕颐浩清醒认识到郭药师不可靠，曾力劝宣抚使弃城而逃。但许多人盲目乐观，不了解敌我形势，坚决反对吕颐浩的意见。 金军将被俘宋朝官员扣押军营。为摧毁降臣的心理防线，金兵每次攻击宋国城池时，都是“鸣鼓而攻，令吕颐浩等亲自立观”。 吕颐浩看到“不需几时，城池即陷”，了解了金军的强大，加深对金兵的了解。这为他日后制定对金策略提供了来源。 金兵迅猛南下，北宋举朝震骇。宋徽宗急忙传位太子，带领亲信逃往南方。刚即位的宋钦宗对“和战”举棋不定，抗金形势时好时坏，令人忧心。宋钦宗曾派康王赵构前往金营，却被金人扣押。吕颐浩和赵构，一个是阶下之囚，一个是屈辱人质，同是天涯沦落人，自然惺惺相惜。后来经过宋廷斡旋，赵构和吕颐浩回到首都。共同的苦难记忆，令两人彼此充满好感。 金兵暂时撤退后，抗金形势依然紧张。朝廷考虑吕颐浩久任河北，经验丰富，再任命他任河北都转运使，随军赶赴河北。但由于被俘期间天气寒冷，又“饮冷致疾”，吕颐浩患上恶疾，身体每况愈下，未能成行。他被改任到河南嵩山崇福宫担任闲职。清闲后的吕颐浩，“自开德府来南京寻访家属”。是年十一月，他挈家寄居于扬州，买小圃闲居，无仕宦之意。 为国理财，时危方见能臣 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东京，北宋灭亡。当年五月，赵构在河南商丘即位，为宋高宗。当时北方惨遭兵燹蹂躏，社会经济濒于崩溃，甚至宫廷和官僚机构的运行，也难以为继。 如何开源，既能满足政府开支，又不引发百姓反抗，成了南宋面临的难题。宋高宗将希望寄托在理财多年的吕颐浩身上。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吕颐浩任户部尚书。吕颐浩上任后，立即开始整顿紊乱的经济秩序，恢复社会生产。他收回征收酒税的权力，禁止地方随意增添，减轻百姓负担。而对于征收来的税赋，吕颐浩将它们分地放置，降低安全风险。 吕颐浩还改革盐场制度，增加盐场产量，为国家增加收入。他还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常平法。吕颐浩认为，除青苗、市易法外，“常平法不宜废”。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财政危机得到有效缓解，南宋政府获得了大量金钱，及时补充了财政亏空，为南宋抗金准备了物质基础。 吕颐浩整理财政的同时，也在建设稳固的后方基地，为抗金提供防守堡垒。 建炎元年，吕颐浩任职于扬州。他提出自己的设想，“避地于江外以为后图”。吕颐浩指出：“今日之势，讲和亦不可恃，欲战则力不逮，若非迁避，更无上策。”他要求朝廷：“先迁宗庙于江外，大驾且驻南京，若无探报，只住南京，万一有警，速驾南来。江淮地热，又马无5草，必不能久留，俟其既往，我复北去，未为失计也。兵法所谓彼入我出，彼出我入，兹诚今日备御之策。” 吕颐浩分析，宋对金作战失利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步兵无法与骑兵对抗。在各地防御工事缺乏修缮的情况下，利用长江天险和复杂地形来化解金军优势，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