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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终身教授 张晋藩 中国古代司法并非一味以刑杀为威，相反，所追求的是“讼简刑清”，力求实现刑措而不用的和谐社会。孔夫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发挥了长久的影响作用。历代所谓“盛世”，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法致中和，囹圄常空”。“以和为贵”的司法理念在实践中即表现为调解息讼。 唐代时调解息讼渐成风气 早在汉朝已经有调解和息争讼的史例。据《后汉书·循吏列传》刘矩为县令时，“民有争讼，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训告，以为忿恚可忍，县官不可入，使归更寻思，讼者感之，辄各罢去”。韩延寿为左冯翊守时，“民有昆弟相与讼田，自言”，韩延寿自责未宣明教化，遂闭门思过。两昆弟深刻自悔，表示终死不再相争。韩延寿以此“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敢以辞讼自言者”。 至唐朝礼法结合进入新阶段，司法官多以伦理为据调解争讼。例如开元中韦景骏任肥乡令，“县人有母子相讼者，景骏谓之曰：‘吾少孤，每见人养亲，自恨终无天分，汝幸在温清之地，何得如此？锡类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涕呜咽，仍取《孝经》付令习读之，于是母子感悟，各请改悔，遂称慈孝。”有些著名的良吏致仕以后，乡人也请其裁决纷争。唐高宗时，元让以太子右内率府长史任满还乡，“乡人有争讼，不诣州县，皆就（元）让决焉。”说明唐时调解息讼渐成风气。 宋时调解称为“和对”，已有官府调解、乡曲亲戚调解、宗族调解之分，而且趋向制度化。元朝调解结案以后，严定不许再起讼端。 清朝时调解息讼是考察地方官的重要指标，调解息讼案件的形式已经多样化和规范 至清朝，调解息讼案件的形式已经多样化和规范化。清朝调解分为州县官调解与民间调解两类。州县调解是在州县官主持下对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的调解，是诉讼内调解，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根据档案材料，在当事人“吁请”息讼的甘结中，双方都申明“依奉结得”，即遵命和息。州县官还通过“不准”状的办法，促成双方和解，所谓“善批者可以解释诬妄于讼起之初。” 由于调解息讼是州县官的治绩和“大计”（考察地方官）的重要指标，因此州县官对于自理案件，首先着眼于调解，调解不成时，才予以审结。康熙时陆陇其任河北灵寿县知县，每审民事案件，则传唤原告、被告到庭，劝导双方说：“尔原被（告）非亲即故，非故即邻，平日皆情之至密者，今不过为户婚、田土、钱债细事，一时拂意，不能忍耐，致启讼端。殊不知一讼之兴，未见曲直，而吏有纸张之费，役有饭食之需，证佐之友必须酬劳，往往所费多于所争，且守候公门，费时失业。一经官断，须有输赢，从此乡党变为讼仇，薄产化为乌有，切齿数世，悔之晚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