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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要让那么多的人类关系和社会条件聚焦到一“物”，并且是“普遍接受”，没有创新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为此，社会主政者需要对“社会共同需求＋主政者专控＋防伪手段＋信用锚地＋综合创新”之“物”赋予价值，从而让人类生存得到持续的、有效的优化。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看到了中国货币起源的逻辑：以物易物—以公共基准物易物—以海贝易物—以各种仿制海贝易物—以多元化货币易物—国家以专制形式货币易物。 顺着这条逻辑发展路径，我们沿着历史的指引，看到了尧舜禹时期对货币进行创新的人——典龙。典龙依据当时中原部落的社会条件与家乡特有的海贝实现了货币的创新。 良渚劳力负责采集海贝 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价值，由社会来赋予。显然，这个赋予要实现的目标是人们的普遍接受并长期使用。如何确保实现这个目标呢？ 一方面，社会的主政者要有权威。主政者有权威，就会形成权威信用。这往往是远古人类生产力水平较低、政治力创新不足状况下最坚实的信用。由此，主政者的权威信用就成了最早货币的信用依赖。 事实上，主政者拥有权威信用这一点，在人类社会中关系重大。4000多年前，尧舜禹三代政治家通过发起“治水种稻”让民众富起来，从中得到了丰厚的权威信用。 另一方面，主政者对货币持有物适用、专供和防伪的创新。牲畜等商品最终没能成为货币，最大原因是其无法实现货币物的适用、专供和防伪。 后来，由被尧帝召为驸马的奉贤渔人典龙创新，采用一种上海沙冈特有的宝螺贝，实现了主政者对货币发行物所需的适用、防伪和专供的创新。由此，最早的一般等价物出现。之后，中原华夏部落政权通过控制沙冈，召集大量良渚劳力来采集海贝，实现了向中原地区的货币供应。在此大背景下，中原华夏部落与当时的竞争对手九夷部落，实现了政治力的此消彼长，最后瓦解了对峙，融合了九夷。 中原部落在舜主政35年时，由大禹率部征服了三苗，最后又融合良渚文明，实现了中国大地上最早的一次南北统一。史书称，大禹铸九鼎，划九州，行五服。大禹主政社会后，实现了九州的五服制纳贡管理。尤其是在先进的中原地区采用了以稻米为核心的甸服管理形式，从中又可以看到稻米与万物交易之间的货币踪影。 4000多年前，尧舜禹时期统一九州的整个过程，大体是在和平理性指导下实现的。史料揭示，当时的管理范围已经很大。但是，舜帝一次完成9个“部长”职位设置时，仍未看到分管军事的高级官员。这是为什么呢？大禹统一九州时，难道不用军队或者说就没有用到过武力吗？这是匪夷所思的，其中必有缘故。 研究发现，大禹在九州管理体制上采用了不同地区分类设置管理的办法，即所谓的五服管理体制。他把采集海贝的上海地区划作“要服”地区。进一步来看，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性，让不同的族群共存共融呢？中国古文明成为人类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它“不断流”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的起点又在哪里呢？ 一般认为，一种理性在数千年的历史中颠扑不破、统领万物，那它一定是被反复证明是正确的并在长期演绎发展中得到巩固的理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