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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对官德考评实行“磨勘”连坐制，即把官员每年的考课记录累积起来，三五年一个周期综合考评。多次积累考核，使统治者能够全面掌握官员的道德品状。设审官院，主要考核京官；考课院，主要考核外官，并由御史台纠察监督百官。宋太祖时将“四善”分为三等，神宗时用“四善四最之法”，参考令守治行分定为上中下三等，还提高了监察机构的地位，允许御史“风闻弹人”，失当亦不加责。然而，北宋时期却出现了著名的冗官现象，真宗景德、祥符中，文武官员9785员。到仁宗皇佑元年，内外官属17300余员，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选人不在数内，40年间官员人数约翻了一番。到徽宗宣和元年更是达到48000余人。官德考评本意在约束官员，至少不至于泛滥成灾，然而，导致冗官的原因恰恰在于这一严格的制度却被另一做法“荫补”破坏，大量“惟知饮酒弹琵琶耳，安知民间疾苦”的贵族子弟得以进入官场，官德考评形同虚设。有宋一代贬官不少，但大都不是因为官德考评出问题。 形式主义是官德考评约束失效的助推器 官德考评制度化的一个表现就是考核指标看上去越来越细化全面，然而，指标的设置与比重不合理等容易导致考评时走向形式主义。如明洪武年间制定的百官考核法，分为考满与考察两种。考满是一种按年资、政绩晋升的制度：即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考核结果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种，决定其升降。考察是普察京外诸官而较其优劣，主要考察其是否贪酷、浮躁、不及、不谨等。 尽管明朝对官德的考核程序较宋完善，但流于形式亦较宋严重。本来老、病这些指标与官德并无关系，却也纳入其中使得官德考评并无多大实效。因此，明代吏部尚书陆光祖提出“实考语”。他直指当时的考评结论荒唐无实。这样的官德考评形同玩文字游戏，实际作用如何，可想而知。而这并非明朝一时的现象。康熙四年，山西道御史季振宜提出停止考满，明确指出这种考评已经流于形式，甚至影响到衙门正常办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