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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长沙税务干部学院教授 刘绪义 古代官德考评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官德考评制度化无形中与儒家的德政传统扭结在一起，给官员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与约束。一方面确实产生了一批好官，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由于官德考评无法量化，特别是唐宋以后有意识地将官德考评分等评定之后，迫使官员不得不更加注重考评结果，导致出现造假倾向。 古代官德考评从制度到文化都给了官员巨大的约束与压力，然而，并不能阻止官员的道德堕落甚至腐败丛生。官德考评制度化的约束失效更为普遍，其原因有三。 官德考评取决于上司爱憎，导致唯上倾向更为明显 从历史上来看，官德考评在制度上存在一个根本缺失，就是被考核的对象没有申述的可能。制度上没有规定被考核的官员如果对考核结果不满意可以申述。这样一来，就导致魏征所说的“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在亲历者魏征看来，是“君私于上，吏奸于下”。唐代考评官员程序分司考（州考）和总考两步。司考由本司或本州长官主持，总考由考功郎中和员外郎主持，尚书仆射和侍郎负责。另外还派专人监督。考核每年定期举行一次，按优劣、分品由主司、吏部、尚书省和皇帝加以奖惩黜陟。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主要由州郡进行。可见，官德考评的权力都掌握在上司手里，上司的喜怒爱憎直接决定被考核官员的升降奖惩。不少官员不得不迎逢上司，或奔走送礼，或暗结行贿，助长腐败风气。 清代季振宜公开批评，外官考满从州县由府厅至督抚，前后经过五六个衙门，层层剥核，州县势必刻剥小民以贿上官，武官则克扣兵饷，相习成风。 法之不存，德将焉附，这是导致官德考评约束失效的根本原因 深受儒家德政思想的影响，历代帝王大都强调德治，然而，德治必须依赖于法，法之不存，德将焉附？离开了法治的德治，很大程度变成了一种“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