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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除了黄帝、奚仲外，还有殷商的先祖相土等人也被认为是马车的发明者。但古代的文献记载含糊不清，对同一件事物，发明者可能不止一个。《后汉书》记载东汉宦官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但据今天的考古成果：1957年陕西出土了西汉晚期的灞桥纸，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发现了西汉早期（比蔡伦的时代早300多年）的古纸，纸面平整光滑，质地薄而软。信史时代尚如此，何况传说中的黄帝、奚仲，正如沈约所言，皆“前世制作之美归之耳”。 那么，中国古代的马车会不会是“舶来品”呢？毕竟中国出土车迹的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并不算早。有关车迹发现的报道没有早过夏朝的，与两河流域相比，年代要晚许多。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乌鲁克文化泥板上所发现带有“车”的象形文字，年代大约在距今5500年前；经过科学发掘的实物，如基什王墓出土的四轮车，年代也在距今4600至4500年之间，所以国内外的学者都有主张中国古代马车西来说者。尤其是在俄罗斯乌拉尔山南部辛达雪塔发现了5座约公元前2000至公元前1600年的车马坑墓，在前苏联的万谢湖墓葬中出土了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年的两轮马车后，学者们更容易得出“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在接受了来自两河流域传来的四轮马车之后，将其逐步改造为双轮马车，并沿着欧亚草原向东传播到中原”的结论。如果从考古发掘的实物来看，中亚地区马车出现的年代与中国夏朝马车出现的年代（公元前2046至公元前1600年）大致相当。但这点并不能证明中国马车西来，也有可能是两种文明在中亚交汇。 夏代之前中国有没有马车目前尚无出土证据，可能的原因很多： 第一，早期的车迹本来就少。具体可以分为：其一，陪葬的真车少。上古时期车是最重要的工艺品，甚至国之重器，可能并不一定舍得（或能够）用来陪葬，而是作为传世的公共遗产。其二，公有财产不可用来殉葬。现有考古发掘的车迹都晚于夏代，夏是中国进入奴隶社会的开端，夏朝才开始出现私有财产，之前是公有制的原始时期，公共财产可能不作殉葬品。其三，与殉葬方式相关。用车件而不是整车殉葬，车件残迹不易辨识。 第二，早期真车易腐。早期车件很少使用金属材料，同时漆也没有被广泛使用，殉葬车件极易腐坏。 第三，早期的车与后来的车可能差别很大，因此即使发掘出来，也不易辨别。 第四，早期的墓葬破坏严重。夏商以前的墓葬造作总体上没有后来考究。 第五，考古发掘过程毁灭了可能的车迹。 第六，墓葬的温湿度、密封状况等条件不利于保存车迹。 与中国马车“西来说”相反，关于中国早期马车起源的文献和考古发现的马车实物遗存，多涉及我国中部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非西部或北部地区。而且，中国马车的系驾法与西方古代马车截然不同，我们或许应该重新审视中国马车“西来说”的观点。 当然，我们现在就下结论说中国古代的马车就是本土的发明，还为时过早。考虑到当时的世界格局，可能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的长期碰撞、交织中，慢慢发展出了构成后来马车的各个要素，并逐渐形成不同的“车”的概念、形制，从人力车、牛车到马车，然后在中原发展出驷马、单辀、二轮的高级马车，并在秦汉时期又形成一马、双辕的二轮马车形制。中间可能还会出现反复，比如三国两晋时一度盛行牛车出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周边地区的马车既是平行发展，也有互相借鉴和影响的一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