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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启雯 食盐是国家财政的大宗，又是百姓日常生活必需的产品。在以农立国、工业不甚发达的传统时代，历来都是官府专营，其着眼点首先是财政需要，单盐税一项，最高时曾达全国财税收入的三分之一。也有时，国家拿小头，盐官和盐商拿大头。 梁庚尧在其著作《南宋盐榷——食盐产销与政府控制》中，以宋史研究为中心，探讨涉及盐业等两宋社会经济问题，显然是有以研究南宋榷盐史演变历程以通“凝练治国之理，训立施政振邦”之旨。 盐利是南宋政府极重要的收入，其方式就是专卖，即所谓“盐榷”，从生产到运销，都由政府控制，以高出成本甚多的价格出售食盐，取得丰厚利润。 梁庚尧研究发现，南宋时期食盐的运销，可视为北宋末年所立新钞盐法的扩张与限制。所谓钞盐法，即宋代食盐专卖中的通商法，由商人向中央政府的榷货务纳钱，算请盐钞，再到产盐州县凭盐钞请盐，运销于指定市场。此外，南宋四川所行的引盐法，也效自钞盐法，引盐法同样由商人向官府纳钱买引，请盐运销。宋代对于食盐的征榷，大略可分为官鬻与通商两种方式。官鬻为政府直接专卖，由官府自运自销，甚或配售于民；通商则为政府间接专卖，由商人向政府请钞运盐，即钞盐法在制度上属于通商。 影响南宋时期盐业生产的因素很多，战争或和平、政府的措施、场灶的增减、技术的改进、物价的涨跌、吏洽的良窳……都足以导致盐产量与政府所收盐额的变化。亭户是盐场的主体，盐业生产全赖亭户，其境遇的优劣是量度盐业生产情况的最佳指标。自南宋初期至中期，亭户境遇不断改善，盐额日益增加。南宋晚期亭户境遇转趋恶劣，盐额随之消减。亭户境遇的优劣，又与吏治良窳密切相关。吏治良好，各项有利于盐业生产的因素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引导亭户致力于生产。 尽管增加财政收入是盐榷的重要目标，盐户与盐商的待遇，却也随着时势的演变而有变化。南宋官员黄震，在面对南宋末年盐务的衰敝时，曾如此感慨：“正缘南渡以后，护养根本，民生乐业，盐额所以再登，今当败坏之极，乃不思根本之计。”所谓“根本”，实指亭户。南宋初年，政府对淮浙盐场的兴复措施，以安集亭户为首要，可称“护养根本”；南宋末年，政府不能整饬盐场吏治以改善亭户境遇，故称“不思根本之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