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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使馆交还的330册《永乐大典》被重新放回翰林院，但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朝廷已经无力或也无心保护这部书，书放回之后又遭盗窃。在当时北京琉璃厂的书肆，用心找找就能有《永乐大典》的踪迹。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将翰林院所藏的《永乐大典》残本交由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保管，仅存64册。 从成书11095册到仅存64册，《永乐大典》历经500年沧桑，等待重生。 归集国家图书馆，山东老太太也送来了一册 1949年之后，《永乐大典》的收集工作进入新的局面。1950年，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馆员顾子刚率先捐献3册；1951年7月，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归还中国11册，由文化部拨交北京图书馆；同月，商务印书馆捐献21册。 北京图书馆在1951年8月特地举办了《永乐大典》的展览，表彰捐赠者的无私奉献，这更激发了各界人士的热情。天津著名收藏家周叔弢将家藏的1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金梁、徐伯郊、赵元方、张季芗等先生也纷纷捐赠。 《永乐大典》之珍贵稀有，发现一册都是了不得的大事，而近期发现的两册，堪称传奇。 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竟然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陈红彦回忆，据说当时中华书局做了《永乐大典》的挂历，孙洪林看见后，说“这东西我家也有”，大家最初都觉得是个笑话。北京图书馆得到消息后，抱着试一试的希望，派专家来到孙洪林家中，一看，居然是真的！ 这一册是《永乐大典》（卷3618、3519“门”字韵），最早存放在孙洪林的姑奶奶家。老太太不识字，把书的“天头地脚”裁了下来，书用来夹鞋样。幸运的是，农家妇女因袭祖上“敬惜字纸”的传统，没有损坏有字的部分，使这册《永乐大典》的内容得以完整保存。后来，孙家将此书通过掖县文化馆捐给了北京图书馆。 如今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大门，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根据这册《永乐大典》中的“凌花双龟背”图设计的。 而《永乐大典》的最近一次出现，就是本文开头所讲的故事。至此，经过几代人的多方搜求，国家图书馆现收藏有《永乐大典》224册，另有200余册流落海外，散布在日本、韩国、英国、德国、美国、越南、爱尔兰等国。 没有《永乐大典》，就没有“二十四史” 对后世而言，《永乐大典》最大的功能就是辑佚，它保存了明以前大量已经亡佚的重要文献，很多消失的典籍借此才得以传世至今，因此，《永乐大典》也被称为“辑佚的渊薮”。而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的辑佚工作，当属《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七年（1772），安徽学政朱筠提出用《永乐大典》辑佚，当时共辑出“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有不少书都被编入了《四库全书》。 陈红彦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从永乐到乾隆，虽然相隔只有300多年，但已经有几百部书不存在了。最著名的就是北宋薛居正主编的《旧五代史》，元代时传本已经湮没，是被清代著名学者邵晋涵从《永乐大典》里辑出的。这标志着我国的‘二十四史’官修史书得以完整保全，可以说，没有《永乐大典》，就没有‘二十四史’。” 即便现在只剩400余册，也还能从中辑出文献。程有庆介绍，自己小时候最爱看的《薛仁贵征辽事略》，就是文献学家赵万里从《永乐大典》“话”字韵中辑出的整部话本，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也从中辑出了元代的《禅林类聚》…… 为搜寻《永乐大典》作出过巨大贡献的郑振铎曾感慨，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 书的命运往往与国之命运相依，《永乐大典》数千册的灰飞烟灭不过百余年时间，今日之存不过百之三四：她留给后人的是财富，也是警钟与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