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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和水较劲 乾隆下江南公开的理由，是有一番说辞的。所谓“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即最重要的是治理黄河水患。自宋代黄河夺淮以来，黄河、淮河以及大运河的河道，三者纠缠不清。由此，河工与一件关系国家命脉的大事密不可分，即通过大运河把南方物资运往北方的漕运。 现在我们知道，要想治本，就要减少河水中的泥沙；要减少泥沙，就要改善上游的植被状况。但在乾隆时期，相关地区正在疯狂地烧山垦殖。 清代大体采取鼓励人口增长、奖掖土地开发的政策。到乾隆年间，平原地区已没有进一步开发的空间。于是，地方大员纷纷上书，请求允许百姓入山开垦。乾隆七年，皇帝下诏正式推行这一政策，并对新开发的山地免征赋税。 如果当时中国只有稻米、小麦等传统作物，那这个政策的影响也未见得会如此“立竿见影”。因为这些传统作物不太适合在寒冷、干旱的山地生长。但问题在于，美洲的玉米、番薯等作物已经传入。这个环境，对它们来说正是“广阔天地”。 于是，短短几十年间，“西南巴山老林，开辟大半”“跬步皆山，数十年前尽是老林，近已开空”“虽深山密菁，有土之处，皆开垦无余”“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类似记录，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各种地方志之中。 粮食增加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伴随水土流失。黄河下游水患的特点，本来就是淤积导致决口，决口又加快淤积的恶性循环。水中泥沙含量暴增，防洪的难度也随之增加。好在，和其他诸多问题一样，从积弊到彻底爆发不可收拾还需要一段时间。河道淤废不堪、水患频发，要到嘉庆、道光年间才真正出现。而天崩地裂般的黄河最后一次大改道，则要到咸丰五年。 史料记载，乾隆下江南期间，对治河作了许多指示。但从治理效果来看，如此深度地介入河工，会不会打击治河大臣的主观能动性？实际上，乾隆自己也对河道总督连常识问题也要早请示晚汇报的作风表示不满，曾批示他们应该根据即时动态予以策略调整。 但是，在技术和体制的限制下，治水工程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为此，朝廷还必须拿出“金山银山”往里填。而这些财政拨款，真正能用到工程上的，有1/10就算不错了。河道的官员倒是成为肥缺，甚至于当时一个个官员贪污腐化、生活奢靡，人们干脆称之为“河务习气”。 从这一点来看，乾隆对河工高度重视，还是有正面意义的。毕竟，有皇帝这样亲自盯着，官员故意放任河堤决口等朝廷追加救灾款好借机发财的事，总归不那么容易发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