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总理认为，要求人人都能说得像北京人一样，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应对不同对象有不同要求，比如对广播员、电影和话剧演员、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就应该要求严些，对一般人就宽些，对中年以上的人可以不必有此一般要求，从而提高大家对学习普通话的信心和兴趣。
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单行本。资料图 推广普通话是与“服务人民”这一时代使命紧密相连的,应首先抓好跟各地群众接触较多的部门（如商业、服务行业、铁路、交通、邮电部门）,抓好“五大员”,即营业员、服务员、售票员、列车员、广播员，另外还要抓好各级机关干部的工作用语。 50 年代中期至60 年代中期，学习普通话在全国蔚然成风,涌现出福建大田县和山西万荣县两个推普先进典型。山西万荣县在全国率先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注音识字”的方法，一方面推动扫盲，一方面普及普通话。当地群众曾这样生动地描述： “汉语拼音好办法，一树开下两朵花， 一朵摘掉文盲帽，一朵学会普通话。” 80 年代起, 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更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明确了推广普通话的要求和任务。新时期推广普通话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颁布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和《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并于1994年起在教育系统和广播电影电视系统中率先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 对这些领域中的教师和工作人员要求持普通话等级合格证书上岗。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实施加快了推广工作的步伐, 普通话推广进入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阶段。为全方位推广普通话，经国务院批准，自1998年起，每年9月的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至今已举办20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