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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名臣王旦，历任参知政事、宰相，他虽身居高官，但为官始终是清正廉明。作为国家的栋梁，王旦去世后，宋仁宗亲自为他撰写了“全德元老之碑”的碑额。同时代的名臣范仲淹坚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信条，一心为国为民办实事。范仲淹去世后，宋仁宗追加范公为兵部尚书，亲书褒贤之碑，还安排欧阳修为他撰写碑文。 除了皇帝的嘉奖，老百姓还会写歌谣、请求留任等方式表达他们对“杰出人物”的敬意。西汉时期的召信臣以及东汉时期的杜诗，都做过河南南阳的太守，而且两人都实行善政，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因此南阳人送给他们这样美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后来的“父母官”一词，就是从这里演绎而来的。“召父杜母”也作为成语流传下来。 东汉名臣种暠（hào）先任益州刺史，颇有德政，后来凉州羌人发生骚动，朝廷便任命种暠为凉州刺史，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住了羌人，发展了生产，很得百姓欢心。后来种暠被征召升迁时，百姓都到朝廷请求留下种暠。执政的梁太后叹息说：“没有听说哪个刺史得人心有到这个地步的。”于是批准了他们的请求。种暠又留任一年后，升汉阳太守，戎夷的男女将他送至汉阳郡境里，种暠向他们作揖致谢，大家才返回。 明代况钟主政苏州时，为政廉明，务实爱民，深得百姓爱戴。治理苏州10年任满，照例应该上调朝廷任职，可是苏州府的士民张翰等一万三千人联名上书，恳请况钟连任，最后，明英宗朱祁镇不得不准奏。人们为此还有歌谣“况青天，朝命宣。早归来，在明年。” 明代李信圭，洪熙年间（明仁宗朱高炽）初为清河知县（今江苏淮阴，并非如今河北邢台清河县）。上任后，他一边整顿民风，一面上书朝廷，请免一切防农之务，当地才渐渐有了农桑的条件。正当清河景况稍缓之时，不想又遭大旱，饥民遍野。李信圭奔走于上官，请放贷济，减缓征派。除了旱灾之外，当地还常遭受淮水的涝灾，每逢此时，李信圭察访民情，请求救济。他家中老母中风在床，李信圭白天忙政务，晚上侍奉老母，为清河吏民做出了表率。后朝廷决定擢升他为蕲州知州，而清河百姓闻讯，出动了五百多人赴京上书乞留，朝廷看到李信圭如此得民心，就授予他知州之职，仍留清河县事，李信圭在清河呆了二十二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