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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通行的汉语词汇中，作为人们熟知的国名，唯有“中国”或“中华”具有可与China（Chinese Empire）、Chine、Cina等古今相续之内容相互对应的历史纵深。各具体王朝之名如汉、唐、明、清等，均无一能够胜任。事实上，明清以降的中西历史上，可以说China、Chine、Cina 等与“中国”或“中华”的国名之间，具有某种相互对应、规约、彼此互动的特性。无论中国是改朝换代还是建立民国，西方都仍习惯保持不变地称之为China、Chine、Cina，与此同时，“中国”或“中华”的贯通性国名，在国际舞台沿用并实现其一定程度的意义转换，最终成为通用的现代国家名称。 正如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从康熙时代开始，“中国”作为与“大清”同义且更为西方人所熟悉的延续性国名开始进入近代国际条约（如《尼布楚条约》）。尤其是清中叶以后，“中国”或“中华”作为与“大清国”含义相同并可互换的另一个主权国家国名，更是直接与China等词对应，与西方列国在表面对等的主权条约国意义上使用，并得到各种国际条约的中外对照本之习惯性运用与“承认”。如1842年中英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南京）条约”的汉文文本中，就是“中国”和“大清”混用不分的；中法“黄埔条约”亦然。而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的汉文文本开头称清朝为“中华大清国”，结尾签字处则注明“大合众国钦差全权大臣驻中华顾盛”。十余年后的中美“天津条约”里，也称清朝为“中华大清国”，称大清皇帝为“中华大皇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最主要的西方强国在与中国签署条约的本国文字条约文本中，有时干脆就直接将“大清”二字译成China。如前面提到的中英“南京条约”的英文本里，大清皇帝的对应词就写作Emperor of China；大清国也直接写作Chinese Empire。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再以1868年《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又称“蒲安臣条约”）中首次涉及中外“国籍”问题的条款文字，来进一步加以说明，因为现代“国籍”问题通常都与“国名”称谓紧密相关。该条约汉文版的第五款和第六款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为了显示其有别于其他西方列强，美国还在条约第八条中特别表示：“凡无故干预代谋别国内治之事，美国向不以为然。至于中国之内治，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之权及催问之意……总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该条约的英文版，无论是“大清大皇帝”还是“中国大皇帝”，一律都译成Emperor of China，完全不加区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