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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定有个伟大的领袖，一定有几个出色的人物。这是时间对一个需要嘉奖的国家的标配。 张骞出长安城门，乘车换马，经剑阁道，来到了南丝路始端源地成都。但这位冒险家并没有在花团锦簇、舒适安逸的成都城安营扎寨，而是沿畅通无阻的“蜀身毒道”首段继续向南挺进，直到把他的指挥中枢设在了紧靠前线“西南夷”的长江边上的犍为郡。这一年，是公元前122年。 张骞一番考察和谋划后，派出四支探路兼外交队伍，分别从成都和宜宾出发，计划从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和云南境内四个方位向身毒进发。四路使者也是“蛮拼的”，跟着商队，磕磕绊绊，一路交涉一路前行，哪知各行才一二千里，就分别受阻于氐、榨（四川西南）和禹、滇越少数民族地区。交涉无果，不能继续前进，望着商队过关南去的背影，又得知匈奴来犯长安，只好叹一口气，掉转马头原路折返。 其实，张骞的团队能沿民间商队踩出的“蜀身毒道”走那么远——都到了夜郎和滇国了——还得益于汉武帝指派的先行者唐蒙和司马相如对“西南夷”的开发。当然，那时的汉武帝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对西南片区的维稳行为和开疆拓土雄心，竟与一去杳无音讯的张骞后来带回的建议不谋而合。 公元前135年，也就是张骞西出长安四年后，一位叫唐蒙的人浮现了出来。时在南越国都城番禺（今广州）做边地宣传工作的县令唐蒙，因吃到了独产于蜀郡的“枸酱”而灵敏地嗅到了一条商道的消息。于是他毛遂自荐出使“西南夷”，打通夜郎道。汉武帝遂了他的心愿，同意了他的上书请求。经过五年的努力，唐蒙建立了出使夜郎、设置犍为郡、开辟夜郎道与僰道、联合夜郎开征南越的格局与功勋。但是，这一格局与功勋，在安抚的同时，毕竟是动用了血腥武力来达到的——他甚至还斩杀过部落的大首领。 这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骚乱和喋血反抗，也让同朝做官的蜀人司马相如看不下去，略施辩才，发了议论。 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同意了司马相如的请求，令他接替唐蒙，全面主持宾服“西南夷”工作。 相如的岳丈卓文孙是位大富商，昔日瞧不起他这个穷酸文人，这次见女婿高车驷马回蜀，脸都笑烂了，遂拿出丰厚财物，全力支持女婿招抚“西南夷”。 汉武帝对帝国边疆进行过六次重大扩张征服战役，其中五次都是金戈铁马、兵戎相见，只有针对“西南夷”的战役打得颇见古怪。 真没想到有过琴挑卓文君、号私奔第一人、辞赋名气如日中天的司马相如还是位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兼经济学家。他只用口辞、礼物、货品、商贸、筑路工及赋文（《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作武器，就让经营“西南夷”工作取得了突破性成果。邛、笮、冉、駹和斯榆的君长如愿成为汉朝臣子，他们拆除了关隘，使边关扩大，开通零关道，架桥孙水（今安宁河），直通邛、笮。 司马相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文取柔治“西南夷”的经验，对国际情势复杂、领土争端频仍、祈愿和平发展的当世也是有着启发价值的。由此亦可看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建设，意义极其重大和深远。 “西南夷”有多大呢？包括四川西南、青海南部、西藏东部、云南和贵州等地的中国西南部。民族、民系纷纭的“西南夷”毕竟太大、太复杂了，加之匈奴在西北边不断骚扰，汉武帝对“西南夷”的收服、对“蜀身毒道”的开辟，终是不能展开身形，毕其功于一役。 于是，张骞之后又来了郭昌、卫广，直到西汉末期的公元前27年，新上任的牂牁郡守陈立斩杀了夜郎末代国王“兴”，南丝路才由汉王朝官方接管，全面贯通。此后，它成了蜀汉孔明“攻心为上”“七擒孟获”平定南中之道，元代忽必烈率军沿横断山南下强取云贵之道，中国远征军出滇入缅抗日之道…… 而史料记载，早在唐蒙、司马相如之前，南丝路上已是马蹄声声，人影幢幢。可以说，正是擅长桑蚕产业的古蜀时期蚕丛氏的逃亡隐身路线，成就了最初的南丝路——蚕丛氏为沿线土著带去了那吐丝如云的天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