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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贾母并没有把自己摆在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上去批评儿子，相反，她刻意低调，事实上是把自己置于一种弱者的位置上来处理的，而她的这些指责、讽刺、反话，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概念即“孝”来展开，而母亲的这种批评，成为贾政（包括任何一个儿子）不能承受之重，除了苦苦叩头认罪，没有别的途径。 第47回，贾赦意欲强娶鸳鸯，理由正如邢夫人说的：“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就是老太太心爱的丫头，这么胡子苍白了又作了官的一个大儿子要了作房里人，也未必好驳回的。” 而这件事情的处理，贾母同样诉诸的是“孝”。她对邢夫人说：“有鸳鸯，那孩子还心细些，我的事情他还想着一点子，该要去的，他就要来了，该添什么，他就度空儿告诉他们添了……也并不指着我和这位太太要衣裳去，又和那位奶奶要银子去……我有了这么个人，便是媳妇和孙子媳妇有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没气可生了。这会子他去了，你们弄个什么人来我使？” 贾母并没有指责贾赦纳妾的想法，通过夸赞鸳鸯，含蓄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由于有了鸳鸯的照顾，使她诸事顺妥，从而减轻了儿子、儿媳“尽孝”的责任，或者，在某种程度上，鸳鸯是在替代她的这些儿子、儿媳尽孝。这样即意味着，要把鸳鸯从她的身边弄走，那就是“不孝”。贾母当然不会把这个意思讲得很直接，毕竟，一个屋檐下过日子，有些话讲得太直白反而不好。 这两件事情都理所当然地以贾母的胜利告终。由此，尽管有“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存在，可是基于孝道伦理，这并没有影响到贾母在整个家族中的地位。围绕着事件的处理，既反映了老太太的聪明、睿智，也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家族权力生态。进一步地，在同儿子的权力博弈中，贾母之所以得偿心愿，是因为同“男尊女卑”这一文化原则相比，“孝”是更高的原则，正所谓“百善孝为先”，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对女性家庭地位的消极影响。由此，有学者主张，中国妇女的地位尤其是在法律上的地位，不能简单地、笼统地以“男尊女卑”的公式化的概念来理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