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杂院里少有人进出，我上前和一位老者攀谈起来，老人姓雷，今年71岁。 “常有人来参观吗？”我问。 “很少有人来。”老人回答。 “听说过这里的住户动迁吗？”我再问。 “去年有人来丈量过，但又没信儿了。”老人如实回答。 我索性退出院落，在故居四周徘徊。通过与周围建筑对比发现，谭嗣同故居因正好在宣南北半截胡同的西侧，在近些年的城市建设中“幸免于难”，而北半截胡同东侧就没有这么幸运，北半截胡同东侧已被辟为大街。如今，饱经沧桑的浏阳会馆凸出于大街西侧，站立门前，举目北望，菜市口犹在眼前。 此时，我脑海里上演这样一幕：百年前的那个秋日，谭嗣同端坐在自己的“莽苍苍斋”中，安然品茶，平静地等候清兵上门拘捕。这是何等的沉稳与凛然。我一直在想：面临生死抉择，谭嗣同何以选择后者？ 回溯19世纪末，甲午海战的失败，台湾、辽东土地的割让以及二万万两银子的赔款，使中国面临深重的灾难。谭嗣同写出了悲怆痛切的诗句：“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如何使炎黄子孙的神州大地存立于天地之间？谭嗣同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最后得出结论，要救亡图存，必须“尽变西法”。 谭嗣同将自己所著《仁学》称为“冲决网罗之学”，他要冲决一切封建网罗。这表明他对维新变法的艰难性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戊戌变法面临夭折关头，谭嗣同拒绝了梁启超等人出逃避难的苦劝，傲然宣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在狱中，谭嗣同镇定自若，于壁上题写一首绝笔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诗中的张俭、杜根都是为国蒙冤的汉代忠臣。前者因疏劾奸佞侯览而遭迫害，流亡在外，却得到百姓的掩护。后者因劝邓太后归政于皇帝而被判处死，因行刑者手下留情得以逃生。“去留肝胆两昆仑”是在宽慰逃难中的战友，暂时避难是为了保存实力，将来完成振兴中华的伟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