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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张明，1942年7月12日出生于北京。烈属。父亲于保铭，原名傅光大，山东威海人，1910年生。1937年，傅光大在延安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在绥远大青山抗日游击队姚喆司令员的领导下任侦察参谋（营级）。1943年5月2日，傅光大遭叛徒出卖被捕。1944被日寇杀害。母亲于淑贤，1915年出生，1937年参加革命，曾是桃林县妇女委员，1969年病逝。 抗战八年，是我8岁至16岁从幼年到少年的时期，亲眼见证了北京、南京这两个古都在侵略者的铁蹄下遭受到的践踏，人民历尽亡国奴的耻辱，更体会到在古都人民中酝酿着的民族仇恨。 逃离北平 “七七事变”的枪声结束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父亲那些激扬文字的朋友大多选择去了西南省份，父亲因身体原因去了南京，临别给我们撂下一句话：国难当头，一切从简。父亲还叮嘱我们要与那些与日本人有关系的朋友断绝一切往来。我还意识不到：亡国的生活开始了！ 我们住在西四的曾家大院变成了伪冀东银行，全家搬到了前门长巷二条的临江会馆居住。这是江西的会馆，因为父亲是理事之一，我们可以免费住在这里。搬到临江会馆，不仅没有了曾家大院的热闹，家里生活也很快陷入了困顿。父亲南下了，母亲一个人支撑这个家。 吃的是用日本人配给的混合面贴的饽饽、蒸的馒头，母亲怕我们长期下去营养不良，有时就买点儿便宜的猪杂碎、猪肝、猪肺，炖一大锅，开开荤腥；母亲这时要使出全身解数操持这个家，要照顾年幼的弟弟，还要挤出时间打纸袼褙，纳底子给我们做鞋。父亲在时，每年过年都会有新衣穿，而如今却是小的孩子捡大孩子的穿，二哥穿小的我又穿。大哥当时正上辅仁大学，社交活动很多，要穿西服、皮鞋，母亲从父亲留下的物品里找出值钱的，拿到前门廊房头条的典当行典当，记得一次典的是郎世宁画的扇子，这是从宫里流出来的，很可惜。一些当的东西最后没钱赎回，就成了死当。我随母亲到典当行的次数多了，对那里也熟门熟路了。 因为时局不稳，我近十岁才上学，学校是珠市口的一个教会小学。我经常逃学，母亲无暇顾及我，我便成了自由人。白天我是姐姐的小“跟包”，一起去她的学校东单东总布胡同北平艺专，姐姐上课我在操场玩球，球玩腻了，溜进教室听听课。 晚上我就去住家附近的华乐剧院蹭戏看，富连成社的叶盛章、黄元庆、叶盛兰等演的白眉毛老西儿徐良、七侠五义、四郎探母、二进宫、挑滑车等看得逐渐也上了瘾，我正是少年不知愁的年纪，于艰辛中找到了些许乐趣。 逃课成了常态，我也是出于无奈，学校刘姓老师经常体罚学生，常用的手法就是用竹板打手，我正值淘气年龄段，打手板是躲不掉的，虽然有时还用手套、袖子垫着，小手还是经常被打得红肿，涂抹点儿醋缓解一下，旧伤没好又被新伤盖上了。 然而这只是逃学的理由之一。我恨日本人，他们踏进北平的那天，我们小孩儿与许多市民跑到大街上看进城的坦克、大炮，结果我无缘无故地被人打了两个耳光和一脚踹。长巷二条的南头原来有一家山西人开的票号，日本人一来占了票号，成了宪兵队的私宅，而我们上下学都要经过此宅。记得那宅门上插着日本的旗子，那家的日本孩子对中国小孩儿很凶，中国小孩儿路经此处必须鞠躬。我们小孩儿不愿意鞠躬，他拿棒球棍就打，我们回骂，“八格牙路、八格牙路”，就此结了仇。 我们几个小孩儿就说，“太欺负人了”。有一次，把日本孩子引了出来，我们藏在半路，准备了些砖头瓦块儿把日本小孩儿的脑袋开了瓢儿，日本小孩儿疯了似的追，我们就疯跑四散了。我个头小，跑得慢，最后他就盯着我一个人追。我直奔廊房头条的当铺，因为知道它有个穿堂门，进了前门我就从后门逃之夭夭了。日本孩子拿着棒球棍堵在门口守株待兔，直到店里的伙计出来告诉他我早从后门溜走了，才怏怏离去。这事发生后，我不敢再往南头去了，母亲也怕我再惹祸，就给我转到以中南海为邻的艺文小学。本以为可以太平一段了，殊不知甲长崔四爷不久找到母亲告知：那个日本人已经打听清楚三儿（男孩里我排行老三）的情况了，你们赶紧把他送到南京他父亲那儿吧！于是为了避祸，我由二哥护送暂别了古都北平。 南京做工 父亲原来在北京铁路上谋事，一人做事全家生活无忧。日本人来了父亲不愿在日本人手下当差，就往南京投靠他的朋友经了商。南京的朋友有的当了汉奸，父亲就与他们断了来往。我投奔父亲时，父亲是“中华烟草公司”的经理，公司生产两种烟“福乐临”和“红云”。烟厂最初是父亲和几个工人把藏起来的旧机器找出来修理修理，又找了他的朋友投了资，才运转起来的。 我是1940年或1941年到的南京，这个六朝古都经过惨烈的南京大屠杀，满目疮痍，触目惊心。一次我手中的扇子掉到路旁的水沟里，我下到水沟里打捞，竟意外捞出一个头骨，这正是大屠杀遇难者的遗骸。 初到工厂我十一二岁，父亲让我发工筹，工人凭筹领取装烟叶的篓子，将烟叶撕碎放在篓子里，再称重，以领取工钱。从事这道工序的都是老人和孩子，后来我知道了这些老人和孩子都是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孤苦人儿，父亲他们办这个烟厂的初衷也是为了接济他们，工钱虽然只够半饱，但毕竟厂子里还管一顿午饭，聊胜于无吧！父亲嘱咐我：手里的筹子不要发完，留一点儿给来晚的老弱病残。 烟厂分包烟车间、制烟车间、仓库等，发筹是最简单的工作，父亲让我每个车间、每个工种都要去学，于是洗机器、擦机器、组装机器等我都干过，这也练就了我的动手能力。 日陷时期，是多事之秋。日本的一个翻译官找到了父亲，要推销他的一种机器，这种机器可以代替人工撕烟叶，这样就要解雇那些以此为生的孤苦人儿，父亲坚决不答应，几次推销都遭到了父亲的严词拒绝。一天翻译官带着几个持枪核弹的人包围了厂房，情急之中，大家想起我的二哥在伪警校上学（二哥后因与日本人打架被开除），于是有个工人跳窗跑到警校搬取救兵，校长邓祖雨也是江西乡党，派了学生和警卫开着几辆敞篷车赶来，把翻译官揍了一顿。 事情发生时我还没去南京，后来从工人那儿听说了父亲的壮举。父亲的不配合在日伪时期是行不通的，不久烟叶公司便将父亲排挤了出去，只给了一个挂名的副经理，公司也改了名号，变成股份公司。烟叶公司随着发展日本人也进驻了公司。有一个叫佐藤的，个子不高，平时对工人很凶。一天，大家聚在一起数点他的恶行，不知谁说了一句：佐藤这孙子，谁给他杯子里撒泡尿，我们就请他吃……我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拿起佐藤的水杯就给他留了一杯尿，站在一旁的表哥吕越卿说，你小子惹祸了！边说边拿起杯子“啪”地给摔了，那是日本人专用的杯子。他接着说，这让佐藤知道了不得了，一闻有味道，追究起来你还要脑袋吗？ 自从日本人接管了烟叶公司，父亲不再料理公司事务，我后来也不在那儿干了，但我们还住在附近。一天晚上管理仓库的曹秉炎师傅一把火烧了仓库，后来听说曹是新四军，烧了仓库夫妇俩便离开了南京。日本投降，烟叶公司划为逆产，被国民党接收了。 国亡了，何以为家？ 利用孕妇身份躲过日军搜查 我的父亲原名傅光大，山东威海人，1910年出生，小时候家里穷困，条件不好。我的爷爷带着他逃荒到东北沈阳九品沟村，父亲就落户到了我妈妈家里，我妈妈叫于淑贤，于是父亲也改姓了，改为姓于。父亲曾经在东北讲武堂习武，这个学堂是张作霖办的。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后，这个学堂就停办了。1930年，父亲带着母亲、舅舅来到了北京，也就是当时的北平。他们在这里求学、就业、生活。 1937年，父亲、母亲和舅舅三人去了延安参加革命，1938年父亲入了党，为了保卫延安，当地成立了大青山抗日游击队。1941年，我父亲被派到绥远大青山抗日游击队，在姚喆司令员的领导下做侦察参谋（营级），那个时候我妈妈在桃林县做妇女委员，给周围的八路军战士做军鞋。 1941年7月，敌人封锁特别严，延安抗日根据地条件非常艰苦，急需物资、医药品、无线电通信设备等，因为我爸爸当时是知识分子，所以姚喆司令员就把我爸爸派到北平搞地下工作，大青山游击队有三个科，其中有一个侦察科，主要任务就是做地下工作。 那时候我妈妈怀孕了，知道她怀孕的人很少，当时很少能想到孕妇会是地下党，于是就把我妈妈也送到了北平给我爸爸做掩护，她就负责给延安输入医药、器材、电子管等战时物资。为了成功把物资送到根据地，他们就会做一个棉被，外面用粗布包着，把药片、电子管包在棉被里头，由于被子外面的布料很破，日本人放松了警惕，查得不严，这样就可以顺利地把物资运送到根据地了。 小萝卜头成为信息“小交通” 1942年7月我在北平出生了。1943年5月2日，因叛徒出卖，父亲、母亲带着只有十个月大的我在北平大帽胡同13号被捕了，被关在张家口的监狱里。因为当时男、女是分开关押的，所以母亲就一直没有父亲的消息。 1944年，日军把父亲从监狱带出去审问，父亲咬紧牙关，宁死不屈，誓不泄露秘密，誓不出卖党，日伪军从父亲那里得不到任何消息，最后将父亲射杀并吊死在树上。父亲惨死，当时年幼的我却对父亲没有一点印象。父亲牺牲半年后，母亲才知道这个噩耗。 听母亲说，监狱中的环境非常不好，空间狭小而且又矮又窄，我常常在一块破席子上躺着，破席子下有很多小虫、臭虫等，因为缺乏营养，导致我又瘦又小，常常饿得直哭。有时，有“不怀好心”的狱友也会惹我哭闹，看守的人听着烦心，就会离开牢房，走远一些，这时其他监号里的狱友就叫我：“小明，小明，来，快爬过来，大姨这里有吃的。”我就从铁栏杆中间爬过去，其实在我的尿褯子里面藏着他们要传递的机密字条，我实际在十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成为狱中的“小交通”了。 姚喆将军帮我找回至亲 不幸的事又一次发生，敌人要挟我母亲，在一次过堂审讯她时，一个日本翻译官（姓洪，朝鲜人）把我偷走，从此我便与母亲分离。1945年。我军解放张家口，我母亲才出狱，她不知道我的下落。那时我已经在绥远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日本的洪翻译官随日军被遣返，他就把我转给了他的手下——一个绰号叫“赵烂头”的人。他们家住在绥远老城南门里。 1950年，绥远和平解放。有一天，一辆吉普车把我接到了绥远军区司令部大院，我看到一位左脸上有一道大疤的军人，他就是姚喆司令员，他亲切地对我说：“好孩子，你是革命军人的后代，你的爸爸已经牺牲了，妈妈下落不明，你不能在赵家住，就住我这里吧。” 当时我满身的虱子、虮子，脏极了，勤务员带我到洗澡堂洗干净，换好衣服，我就在姚喆司令员家吃、住、上学。几天后，姚伯伯手里拿着一封信，老远看见我就喊：“小明，小明，你妈妈来信了，过两天和你舅舅来接你。”果然几天后，姚伯伯带着一个女同志来看我，一见我，她的眼泪就簌簌地往下流，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见她这样，也不知所措地哭开了。姚伯伯指着她对我说：“快叫妈妈。”又指着旁边的一位军人说：“这是你舅舅。”从此，我才与妈妈团聚在一起。 后来，听妈妈说，姚司令员给了赵家几百斤小米，算是他们这几年对我抚养的费用。我回到北京，因我是烈士子弟，就被送到北京小学学习。母亲因在狱中受到酷刑，失去了生育能力，后来经彭真的介绍，嫁给了我的继父。继父姓张，待我视如己出，这时我才改叫张明。 捐赠革命遗物弥补档案空白 我手里有很多父母留下的资料、照片，我觉得交给国家比放在我手里更有意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看到武川有个抗日展览，我就带着儿子去了那里。此行，也是为了让他们年轻的一代人受教育，让他们知道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 那是2011年3月，天气还很凉，我站在烈士墓前，叫了一声爸爸，心里万分悲痛。我把83版的烈士证书，还有爸爸、妈妈和我小时候的照片都赠给了博物馆，我觉得给他们更有意义。我手里还有姚喆司令员的证明信，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一级文物，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对于爸爸他们内蒙古军区搞侦察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没有名单，这也弥补了隐秘的历史档案空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