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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国会，袁世凯为了实现独裁统治，在镇压二次革命后下令开除国民党议员，解散国会；无独有偶，1917年段祺瑞内阁在与黎元洪总统府院之争中，也曾挟督军团之力，胁迫黎元洪总统再次解散国会，又操弄皖系政客选举“安福国会”（所谓“新国会”），直到1922年黎元洪复任总统而恢复旧国会；后来国会又成为曹锟贿选总统的工具。 又如宪法，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时颁布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本有限制袁世凯权力之目的，但是，袁世凯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又名《袁记约法》），并颁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从而使袁世凯成为独裁总统和终身总统。贿选总统曹锟1923年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基本上未及实施，就在次年被段祺瑞临时执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所取代，临时执政制度规定一切大权集中于临时执政，是一种非典型独裁制度。 可见在北洋时期，无论是总统、内阁、国会还是宪法，几乎都是各种强权势力借以操纵政治的工具与遮羞布。可以说，从清末预备立宪到北洋政府政治实践过程中的制度移植与异化现象，是西方宪政制度的要件，如总统、责任内阁、国会、宪法等引进近代中国时共有的历史命运。关于北洋时期西方政制的移植与异化问题，也即北洋政治的现代性及其限度问题，正是亟待深入探究的课题。 北洋政治的定位：过渡与转型 研究北洋政治史，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北洋政治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究竟应如何定位。我在研究清末新政与晚清政治结构的论著中曾经提出“内外皆轻”说，认为在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政府既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