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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亦民写道，这次谈话中，对怎样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思想开始活跃，现在只能说是开始，还心有余悸。要开动脑筋，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不开动脑筋，就不能分析自己的情况，就不能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只凭上级指示，或中央发的文件，或省里下发的文件，能解决所有具体问题吗?要提倡、要教育所有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也要给他个权。” 肖四汉说，邓小平的谈话内容，不仅对当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状况给予了正确的估计，还尖锐地提出了把能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教育和考核干部的首要问题，这就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高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从1998年开始，党史研究者称之为“北方谈话”。 1998年,理论界提出“北方谈话”概念 对于“北方谈话”这一概念的提出，肖四汉这样解释：“北方谈话”是在党的十五大后，在学习研究邓小平理论中所作出的精准概括。 邓小平“北方谈话”的概念一经提出，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好评。那么，为什么早在1978年的谈话却是在20年后的1998年才被作为“北方谈话”提出呢?肖四汉说：“这里面其实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肖四汉解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到东北等地所作的谈话，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讲了很多，主要是针对“两个凡是”讲的，这就不能不遇到仍然坚持“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人，以各种形式予以反对和阻挠，想方设法地贬低和封锁这次谈话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东北等地的重要谈话虽然振聋发聩，但新闻媒体很难发表。“应当说，除了亲身听取邓小平重要谈话的有关人员外，更大范围的干部和群众，对邓小平重要谈话的认知受到了严重的制约。”肖四汉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