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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着日记，我渐渐发现父亲心境的变化。“9月2日，我们去搜捕中国便衣军人……池田少尉执刀刺了人，我们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刺了一刀。”这是他第一次杀人。之后一周，他的心情难以平复，食不下咽，日记也因此暂停。在那之后，当父亲第二次搜捕中国便衣队后，他像往常一样写下了日记。便衣队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士兵已无从考证，日本军队只是把杀害中国人当作成长为“完美皇军士兵”必经的“胆量训练”。就这样，我的父亲逐渐成为对杀人习以为常的“皇军士兵”。 在与父亲的对话中，在父亲战时的日记和信件中，我了解到当年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日记将父辈们的侵略行为给中国和韩国等亚洲人民带来的伤痛展示给我们，这粉碎了日本右翼对侵略的“辩解”，成为还原历史真相的一股力量。虽然父亲已逝，但日记和书信是他托付给我的未了责任。 在慰安妇受害者有生之年，日本政府应对其进行公开谢罪并依据法律进行赔偿。经历战争的父亲这一代人，都有“战争不能发生第二次”的坚定信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