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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张少帅这次戒大烟的结果：他对吗啡形成了药物依赖。 这种药物依赖应该不轻，齐邦媛曾回忆，父亲齐世英见到的张学良“身上打吗啡都没有洞了，没有地方下针了”。 而在项美丽的世界里，“烟瘾”并不是多大的事情。邵洵美觉得“抽鸦片可以治哮喘”，还劝项美丽“像我们这样有许多事要做的人，不是那种会上瘾的人”。 她沉浸在与爱人吸云吐雾的世界里。他们共同把沈从文的《边城》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翻译为英文。因为邵洵美，她与中国的知识界广泛交往，也深入到了传统大家庭的生活中。她写出了一篇篇颇受读者欢迎的上海故事。西方的书评家评论项美丽“不像其他一些作者，只是坐在黄包车里往上海花园桥走了一遭，就说他们了解了中国”。 然而，项美丽并不能永远躲在上海租界的繁华温柔乡中。作为记者，当一个去重庆采访的机会放在面前时，她必须认真地考虑自己的烟瘾问题了：当时的“国民政府”新颁布了法案，吸鸦片有可能被枪毙。 项美丽很清楚，自己已经对鸦片上瘾。 1933年，没守住热河的张学良辞职下野。他的第一站行程，就是住进上海一家德国医院，开始尝试再一次戒毒。很多年后回忆这件事，他还笑着回忆自己副官对大夫说的话——颇像如今清宫剧里皇帝对太医的万能嘱咐：“他要是死掉了，你可活不了了”。 少帅这次戒毒所遭受的痛苦可能不亚于在鬼门关前走一遭。外国医生没再为他提供特效药。一种说法是，张学良被绑在床上，无论如何呼喊挣扎都不能再接触吗啡。而他自己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没法细细说那个过程，总之，“昏迷了一个礼拜差不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