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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派了六七百人来抓他，形势紧迫而危险。许世友见此情形，把住在京西宾馆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等人组织起来，将开水壶集中在七楼做成“水雷弹”。他下令让工作人员关闭电梯，只要是造反派冲上楼，就准备往下倒开水。许世友说，“我革命了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恩来怕这样会引起大祸，立即让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和徐向前一同去做许世友的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做造反派的工作，造反派这才撤出了京西宾馆。 这事过后，周恩来对京西宾馆的保卫工作更加上心了。1967年2月，他指示傅崇碧：“京西宾馆从2月7日零点起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许进入。”此外，宾馆接待室还安装了一部直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1967年，中央将部分省市自治区一些靠边站的部队领导同志集中到京西宾馆保护了起来。东北局第一书记、开国上将宋任穷住在6楼，时常有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揪斗他。最危险的一次是8月21日，来自东北的造反派仗着人多，一部分人冲破警戒线，直奔宋任穷的房间，把他拖到阳台上，准备用绳子将他从阳台吊下去，强行抢走。好在傅崇碧负责指挥的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才把宋任穷从造反派手中夺了回来。 周恩来得知后做出了大门口“应该有一个排”、宾馆立即修建围墙的指示。京西宾馆的围墙就是那时突击建成的。此后北京卫戍区常驻京西宾馆有两个连，直到“文革”后才逐渐又恢复正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