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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述了高丽青瓷之美，又指出了它与中国青瓷的渊源。近代以后，在中国境内也有高丽青瓷出土，这表明了中国与高丽的关系除了“往”也有“来”。《宋史》记载，皇帝宋神宗甚至为高丽国的进贡制定了专门的水运路线，由此至北宋亡(1127年)的53年间，共记录高丽国进贡有13次之多。 资料显示，高丽青瓷历经两次发展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10世纪初到11世纪中叶，高丽工匠完成了陶器向瓷器的转换，逐步学习、传承、消化、模仿越窑柴烧龙窑技术，并全盘继承越窑青瓷的制瓷工艺，在胎、釉配方上开始利用本地的瓷石质原料和石灰质釉料。第二次高潮在11世纪中叶至13世纪中晚期，高丽工匠广泛与耀州窑、定窑、汝窑及辽金时期的磁州窑进行技术领域的密切往来，并获得了很大的进步。 “高丽青瓷有两种风格，一种是‘翡色青瓷’，一种是‘象嵌青瓷’。”黄海涛说，这些特征是在中国传统陶瓷的影响下，高丽制瓷技术不断进步形成的。高丽青瓷在工艺技术方面保留了中国越窑的特点，胎以瓷石配制，高硅、低铝，胎色呈青灰或淡灰色，釉采用瓷土加灰釉体系，高硅、高钙，低铝、低钾，釉面透亮，青中泛淡蓝。在烧造技法上主要采用垫烧或支钉烧造，其垫烧器物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粘砂，粘砂又多为白色砂粒。其支烧器物，支钉粗大，支钉形状有三角形、圆形、多角形等，支钉呈白色，数量三至五个不等。这种装烧技术是中国越窑五代时期常见的工艺。(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