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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唯一与新中国不经谈判即正式建交的西方国家 1950年6月，中国外交部接到瑞典驻华使馆通知，告知芬兰在华事务可由该馆代理。我外交部即通过我驻苏联使馆向芬方进行核实。9月中旬，芬兰驻苏联公使约见中国驻苏公使曾涌泉，表示芬政府希望尽快与新中国建交并派出使节。 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上采取“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屋再请客”的作法，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谈判建交时有3项原则：即该国是否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关系，是否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上支持恢复新中国合法席位，并通过谈判证明其尊重中国主权的诚意。考虑到芬兰当时还未加入联合国，且与蒋介石集团并无关系，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指示，与芬兰建交可不经过谈判手续，即可交换使节，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经过中芬两国外交机构的多次沟通，1950年10月28日，双方就两国建交事宜正式达成协议，芬兰遂成为继瑞典、丹麦、瑞士和列支敦士登之后第五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中芬双方商定，中方由当时中国驻瑞典大使、兼驻丹麦公使耿飚兼任驻芬兰公使，芬方则由芬在远东地区的唯一使节、驻印度公使瓦尔万尼兼任驻华公使。1951年2月10日，芬兰首任驻华公使瓦尔万尼从新德里来到北京，向周恩来总理递交了国书。当时本拟由毛泽东主席接受国书，但当天因故安排了周恩来总理代接。周总理后来也成为芬兰人民最敬重的中国领导人之一。递交国书当天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虽然芬方告已提前将芬兰国歌寄出，但中方并未收到。情急之中，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官员找来了芬兰著名作曲家西贝柳斯的《芬兰颂》，但瓦尔万尼公使没有同意，直到找出芬兰也可在国事典仪上使用的《波里进行曲》(Porilaismarssi)，这一难题才获解决。在亚欧大陆另一端，1951年3月31日，中国首任驻芬兰公使耿飚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来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向芬兰总统巴锡基维递交国书。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北欧中小国家中除了瑞典，对外只相互交换公使级外交代表。直至1954年9月11日，中芬双方才将驻各自首都的公使馆正式升格为大使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