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19世纪70年代，日军根据“征韩论”和“征台论”，就考虑培养针对中国的专业情报参谋人员，这一计划最初是以“清国派遣”的形式进行的。不过，甲午战争前日军在中国培养“中国通”方面始终收效甚微，一方面日军当时正在疯狂地学习西方列强，青年军官内部经常就到底应该学习英国、法国还是德国，发生争执。但“亲西方派”在轻视中国方面，却步调一致，因此即便陆士和陆大很早就建立了汉语教育课程，却应者寥寥。而且，在甲午战争之前，中日之间的交流有限，在中国定居的日侨可谓凤毛麟角。1873年，日军第一批“清国派遣”军官来到天津后发现，除了日本本愿寺派来传教的僧侣外，全天津仅有日侨一人。 但是，早期“中国通”还是为日军了解有关中国的情报，建立对华情报体系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19世纪70年代，岛弘毅和相良长裕等人分别进入中国的东北、西北、华中和华南，通过旅行的方式，掌握了这些区域的地理和人文资料，找出了一些可供日军渗透的中国组织。在岛弘毅等人的影响下，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开始出现，青木宣纯、柴五郎和小泽豁郎等人，为随后日军“中国通”的成功建立了范本。青木和柴等人，都在1884年前后进入中国，他们首先在上海开始学习汉语，随后分别向广东和北方进行渗透，柴五郎还绘制了日军最早的北京周边、东北及朝鲜地图。小泽豁郎在福建学习当地方言后，逐渐与中国国内的反清组织产生了联系。与后来日军“中国通”对中国革命组织单纯地利用不同，小泽豁郎出于朴素的“东亚保全论”，对中国国内的反清活动产生了同情。日本国内研究者用“进入角色”来评论小泽在甲午战争前放弃为日军收集情报的初衷，专心投入对中国革命者的支援工作。同时，小泽的行动，也被认为是日军“中国通”最初的“独断专行行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