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邈:经济犯罪领域的学者型检察官

2021-02-22 16:27:46 来源:央视网 作者:戴萌萌 责任编辑:王一 字号:T|T

  走进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灰色院墙,明亮的玻璃门,几簇翠竹在风中轻轻摇曳,庄重中透出几分静谧。

  记者在这里见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杜邈。一身笔挺的“检察蓝”制服,书卷气十足的他给人感觉更像是一位青年学者。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杜邈。

  杜邈是一位明星检察官,曾经获得“全国公诉标兵”“全国模范检察官”“守望正义——群众最喜爱的检察官”等荣誉,他还是“首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2008年,杜邈博士毕业进入市检二分院原公诉一处。2017年,他担任原金融犯罪检察部副主任,被称为“学者型检察官”的他,在这个变化快、新情况新问题多的前沿领域开启了新的征程。

  穿透“海量”证据

  十余年检察生涯,杜邈先后参与一批有重大影响案件审查起诉工作,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命案、毒品犯罪案件、职务犯罪案件等。2015年,他借调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参与多起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的指导工作。凭借出色业务能力,他被评为第六届全国检察机关优秀公诉人业务竞赛“全国公诉标兵”。

  2017年调到原金融犯罪检察部工作,对他而言是一个新的起点。谈起部门工作有什么特点?杜邈说,以前办案,“更多的是看人,现在除了看人,还要学会看账”。这也涉及经济犯罪案件另外一个特点——“海量”证据审查。一个直观的比较是:以往的案件,一个小推车基本就能装下全部卷宗,而在经济犯罪特别是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中,卷宗往往能装满一卡车,其中就包括大量账目,合同,股权交易、财务往来凭证等。

  如何把这些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理清楚?杜邈介绍,他和办案团队经常用到的一个方法就是“诉讼可视化”。他们在分析案件时,往往把人物、公司、经济往来和股权结构都画成树状图,通过可视化方式,在汗牛充栋的案卷中,抽丝剥茧、锲而不舍寻找线索。

  在法庭上也是如此,为了尽量明了地向法官展示案件情况,他们会用ppt演示等方法,将案情化繁为简,一目了然。“因此,学会画思维导图,也是现代检察官必备技能之一。”杜邈说。

  杜邈办案团队曾经受理过一起集资诈骗犯罪案件,他和同事通过“穿透式”审查追踪资金流去向,发现流向公司法人账户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涉案金额到了另外一个人的账户。在锁定这个可疑人物后,综合其他证据,确定此人才是涉案公司实际控制人,对其进行追捕追诉。后来该名被告人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他当庭表示不上诉。

  “在经济犯罪检察工作中,这种情况较为常见”,杜邈说,“犯罪分子往往不会使用自己的账户,可能涉及几个甚至几十个账户,所以检察人员要穿透账户表面,对可疑线索进行调查,再将这些线索汇总分析,最大限度还原事实真相”。

  用证据说话

  经济犯罪案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犯罪分子对自己所犯罪行的道德愧疚感相对较低,“零口供”比例较高,并且高学历、高智商的犯罪分子较多,反侦查意识很强,给指控证明犯罪带来较大困难。

  在办理一起“零口供”信用卡诈骗罪二审案件时,犯罪嫌疑人同时在十余家银行办理信用卡,恶意透支几百万元。这个案子难点在于,原审被告人名下有两家公司且有部分经营活动,其上诉称不是恶意透支,而是把钱用于公司经营,因经营不善无法偿还。

  如何判断原审被告人辩解的真实性?杜邈说,这也是检察官的基本技能,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辩解的情况下,可以马上进行追问:这些欠款用于哪些项目,项目系何人负责,具体和谁签订合同?原审被告人果然对一些细节问题含含糊糊,答不上来。这个时候,虚假的“幽灵抗辩”就会露出马脚。

  用证据说话,是杜邈在采访中对记者反复提及的一句话。

  以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为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之间的区别,就是非法占有目的,而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都不会承认。因此需要建立完整的证明体系,根据犯罪嫌疑人资产状况、经营模式、钱款用途等方面综合判断,认定其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同样的涉案金额,罪名不同,判决结果会相差很大,这也是我们的压力所在”,杜邈坦言,因为一个案子,夜里睡不着是常有的事。有时夜里突然想到案件中的一点线索,防止第二天忘了,也要赶快起床记下来。“经济犯罪案件对检察官提出更高要求,要做到客观公正、不枉不纵,背后是专业能力的支撑。”

  以追求极致的精神办案

  “杜邈检察官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细致的人。”检察官助理于慧媛用两个“非常”形容杜邈的风格。“我们团队办理的案件,所有卷宗他都会过一遍,在此基础上给我们一些指导和启发,并且他看卷常常会发现我们没有看到的一些关键性证据,这一点让我们挺佩服。”

  杜邈(右一)和团队在庭审现场。

  于慧媛谈到最近参与办理的一起非法集资犯罪案件。该类案件涉及集资参与人证言、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繁多,阅卷时容易遗漏关键证据。其中,有一个业务经理只承认自己是普通业务员,在身份认定方面缺乏直接证据。“杜邈检察官阅卷时发现一位集资参与人和业务员曾经有过对话,其中就提到,‘您去活动现场找某某就可以了,他是我们经理’。之前我和书记员都看过这本卷宗,但是这个细节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因为觉得集资参与人的证言大多类似,所以看一遍就过了,而没有发现这些细节。”于慧媛说,他的细致也让我们看到,往往一些关键信息隐藏在大家觉得不重要的证据里。

  于慧媛说,每次办案都对杜邈检察官的严谨印象深刻。“他常常对我们说,检察官代表国家对犯罪提起公诉,这是很神圣、很庄严的一件事情,每一个案件都代表司法公信力,必须以追求极致的精神把案件办好。”

  在实务一线做研究

  2008年,杜邈博士毕业后本可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但他选择投身司法实务一线,成为一名公诉检察官。

  谈及自己的选择,杜邈说,法律本来就是一门社会科学,需要实践经验,才能有更好的研究成果。法律条文中简单几个字,在实际办案中遇到的具体情况,往往是千差万别。研究和实践不能脱节,结合实践去做研究,会更有价值。

  抱着这样的想法,杜邈在检察工作中仍然不改“学霸”本色,他将学理与实务紧密结合,以理论功底作为办案质量的保障,以现实案例作为理论研究第一手资料,取得丰硕成果。他出版《反恐刑法立法研究》等多部专著;在《政法论坛》《法学杂志》《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五十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国家检察官学院科研资助项目;获得全国刑法学优秀学术著作奖(1984-2014)二等奖、北京市法学会首届“首都法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等。2016年9月,杜邈被授予第二届“首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获此称号的多是学者,杜邈是唯一获此项殊荣的检察官。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互联网、金融领域犯罪手段不断翻新,产生许多新的经济犯罪形态,“所以倒逼着我们去学习。”杜邈说,部门工作涉及到刑民交叉、刑行交叉案件非常多,要求办案人员知识面更广,“不能只是一头扎到刑事法律里边,还要了解很多前沿问题,比如商业保理、私募基金、电子商务、融资托盘等,可以说,如果不了解相关业务运作原理,就办不好刑事案件”。

  近年来,杜邈在刑民交叉等领域开始相关研究,同样取得丰硕成果。《刑民交叉型诈骗犯罪的司法认定》《非法集资犯罪案件如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以金融管理法律法规为判断依据》等调研成果,发表在《中国刑事法杂志》《检察日报》等报刊上。

  杜邈的理论素养让团队年轻人深受影响。检察官助理沈杉杉至今对曾经参与办理的一个涉税犯罪二审案件印象深刻:庭审过程中,辩护律师先是对一审指控罪名进行辩护,之后对检察员发表的出庭意见进行反驳,提出“检察员在二审环节只能针对一审的事实发表意见,而不能直接改变罪名”。

  “面对这个突然的程序问题,我没有准备,之前相关的法律知识也接触得比较少,当时在庭上有点慌”,沈杉杉回忆,“但杜邈检察官却表现得很淡定,他引用相关法律规定,指出检察机关在二审程序中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有权发表与一审判决罪名不同的意见。当时我对他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这个案子,也让我意识到,今后要加强对基础理论的学习”。

  这个案子成为2019年度“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之一,很多人士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案子完结之后,我就没有再去想它了”,沈杉杉说,“后来杜邈检察官给我转发了几篇关于这个案子的分析文章,我意识到他是在委婉地提醒我,遇到这样一个典型案例,其实很难得,青年检察人员应该去总结、提炼,形成调研成果,去指导办案。他就是这样,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要做一个有研究思维的检察官”。

  让事业薪火相传

  谈及近年来司法体制改革对工作方式带来的变化,杜邈说,其中一个重要转变,就是变以往的“单打独斗”为“团队作战”。

  杜邈带着一个年轻的团队,有两名助理,两名书记员,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出头,“自己拉了平均年龄的后腿”。他介绍,目前部门年轻人大多是复合型人才,除了法律专业背景,有的有证券、基金从业资格,有的有注册会计师资格,他们的专业知识给办案带来很大帮助。和年轻团队一起工作过程中,杜邈说,自己收获很大,也在向他们学习。

  谈及杜邈带团队的方式,于慧媛说,“我们每个人参与办理不同的案件,但即使自己不负责的案子,杜邈检察官也要求我们去庭审现场,了解案件情况”。每次出庭之后,杜邈会带领大家对案件进行“复盘”,大家坐在一起,总结庭审哪里是好的经验,哪里是不足的地方,互相提一些建议,并探讨下次如何改进。比如辩护人提出的一个问题,没有想到,那么下次就要准备得更充分。这个复盘环节,成为年轻人迅速学习成长的课堂。

  在团队年轻人心目中,杜邈是“明星检察官”,是成果丰硕的学者,更是自己身边一位严格、细致、耐心的老师。

  “刚刚从学校毕业进入工作岗位的时候,我连审查报告都不会写。”沈杉杉说,“开始我写的报告,杜邈检察官会逐字逐句改。他还会拿我的报告跟别人的比较,告诉我报告可取的地方在哪里,不足在哪里,一次次改进。”

  在检察实务工作中,杜邈同样是这样手把手指导。沈杉杉讲起自己最近参与办理的一起非法集资犯罪案件,在审查一名犯罪嫌疑人口供时,发现其对入职时间的回答是7月份,于是就记在本子上。

  “杜邈检察官问我,他是7月1日入职,还是7月30日入职?这其中涉及到的犯罪金额可能相差很多。他还对我讲,即使是犯罪嫌疑人供述了详细时间,也不能单纯依靠口供来认定犯罪区间,还要通过入职合同、离职协议、工资发放记录等证据相互印证。否则,口供一旦发生变化,就会陷于被动。”

  从逐字逐句改报告、文书,到检察工作各个环节悉心指导,团队年轻人在检察办案一线迅速成长。对此,杜邈说,自己走出校门后,在各个岗位上得到历练,也是在院里优秀检察官带领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现在角色发生互换,自己开始带新人,也要认真负责,我们的事业就是这样一拨一拨传承下来。

  杜邈和同事在院内合影。

  杜邈一位主管领导曾评价他是“检察院里的优秀公诉人”。作为“全国公诉标兵”和“杰出青年法学家”,从“明星检察官”到带出一支“明星队伍”,无论在什么岗位,他不变的是检察情怀和维护公平正义的初心,一以贯之,用实干精神诠释着检察官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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