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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子运在地里干活。
韦子运和妻子罗玖妹。
韦家的奖状墙。
韦子运家周围早已盖起二层、三层。 养了两个硕士研究生和一个高中生，让韦子运家成了村子里特殊的那一户。 他家所在的万寿村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山北乡，是已脱贫的贫困村。直到如今，这个村庄里多半年轻人选择在初中毕业或者高中就告别校园，大专生算是“高学历”。相继踏上打工路10余年后，有人已换过几份工作，有人结婚生子，也有人做了老板。 在很多人看来，读书不算是“值当的买卖”。比如韦家，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3个孩子每年的读书钱加起来将近2万元，再算上越来越高的生活费，这个家庭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 他家曾是当地的贫困户，一家6口人里只有一个稳定的劳动力。乡政府工作人员把他家定为“因学致贫”。 万寿村驻村第一书记方声有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万寿村的年轻人多外出打工，他们的目的地包括广东佛山的制造企业，也包括深圳电子企业。剩下的部分人里，有人在当地开店，也有人创业办厂。 方声有介绍，此前建档立卡的286户贫困户中，“因学致贫”的有十余户。韦家属于这10余户之一。大儿子韦傢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读研究生，二儿子韦家耀在哈尔滨工程大学读研，最小的儿子韦家航在覃塘高中读高三。 100余张奖状密密麻麻地贴在韦家客厅的墙面上，那是3个儿子几年间陆续带回的。这些奖状从半米高的桌边爬到了3米高的房顶，最高处需要借助梯子才看得清。 这是这家人最引以为傲的东西。除此之外，这个家就乏善可陈了。他家房子仅有一层，夹杂在村里成片的二三层楼中。搬进这里20多年，水泥地才铺上地砖。每逢雨天，屋顶会漏水，偶尔也有老鼠顺着屋檐突然窜进来。 在少有的闲暇时光里，韦子运喜欢坐在木制躺椅上，摇摇晃晃地望着奖状发呆。除了亲戚朋友，他没和谁说过奖状背后的故事，只在话题提及时不自觉地咧开嘴角。 儿子们毕业前的漫长时光里，压力被老两口自己吞下。60岁的韦子运和52岁的妻子罗玖妹是这个家的顶梁柱，韦子运每日种田、养鸡，罗玖妹跑木板厂，顶着太阳将2米高的木材挨个扛上架子晾晒。 韦家全部的收入差不多只够生活支出，已经很多年没存下钱了。最富裕的时候，他们只攒到两三千元，“生场病就花光了。”罗玖妹说。 4年前，二儿子又考上了大学。那时候，大儿子正读大三，家里还有上初中的小儿子，兄弟俩上大学的学费来自助学贷款，仅是负担骤增的生活费，这个家庭就不得不第一次向人开口借钱。 教育被视为寒门学子改变命运最重要的机会。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似乎成了一个悖论——因为希望摆脱贫困，来自乡村的家庭坚持供子女读书，接踵而至的费用反而令他们陷入困境，“因学致贫”也使农村地区对后代的教育投资日趋冷淡。 在罗玖妹看来，身边在读书路上被绊住的年轻人，多是自己不想读了，家长也认为读到差不多就够用了。他们夫妻俩的念头很简单，不想儿子未来像自己一样辛苦地打工、种田。 “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烙在他们的心里。但凡和读书相关的，韦子运都很支持。他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表示，“只要他们愿意接着读，我就尽力送他们去。” 对于乡村的孩子而言，他们首先要跨过高考的门槛。因为没有多余的钱，韦家的儿子们从未上过课外辅导班，老大老二的高考志愿，也是自己琢磨着报的。 忙于养家的老两口，离田地很近，离高校很远。韦子运知晓广西每年高考的分数线，这是从别人口中打听来的。对于儿子就读的专业，他能清晰地说出名称，解释不出大概。 但韦子运依然关注儿子们的成绩变化，清楚儿子每一次考试的名次，会盯着他们总结成绩变动的缘由。怕孩子们“接触东西多了，分散了读书的心思”，直到高中毕业，韦子运才给两个儿子买来第一部手机。 家里没电脑，老两口的手机是捡儿子后来淘汰的旧款。韦子运不玩社交网络，但会上网看新闻。除了老家，他只去过广东、上海和武汉。前两者和打工有关，后者是他送大儿子去大学报到。 那是他唯一一次走进大学校园。为此，他辗转到云南，坐10余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抵达后却只待了一天就匆匆离开。 跨过高考的门槛，来自乡村的孩子要面对的还有城乡之间基础教育上的差距。二儿子韦家耀坦言，在大学里，自己习惯扮演旁听的角色。他不属于能快速和陌生人熟悉的角色，多数时候，他会等别人先张口，直至讲到自己了解的内容时，再自然地加入话题。 大儿子韦傢郑也属于沉默的一派。他内向，话少，欣赏来自大城市同学身上的自信。他在北京读研，设想过日后留在北京，但北京的房价令他发憷。他说自己不算“有野心”，也想追求安稳，“但以自己的实力，如果想扎根城市过安稳的生活，实现起来就必须要有野心。” “进北京念书挺好的，留下生活挺难的。”他感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