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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去得坚决，美国的生活却也艰苦——遭遇过歧视，面临过拮据，却从未弯过脊梁。博士论文答辩时，王先生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导师认为不对，连说3次“No”。王先生对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有信心，也镇定地回答了3次“Yes”，接着做了详细的阐述，最终获得导师的赞同。 但我最难忘的，是王先生对我讲的一件小事。 在美国时，她为了省钱，无论去哪儿，都是步行。她走得很快，因为只要看到美国人走到她前头，她就一定要超过他。正因为有这样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才支撑着王先生走得比别人都要远。 “国家不要给我那么多钱” 王先生去了美国不久，张先生也受普林斯顿大学之邀，跟了过去。两人还在那里生了一个儿子。王先生在美国的学术也做得很出色——她与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共同提出了一个震动学界的观点，即以两人名字命名的“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有人说，王先生如果留在美国，拿诺贝尔奖是迟早的事。我无法评价这是否过誉，但回国确实是王先生和张先生抛下一切做的决定。
当时，美国政府有一条禁令：凡是在美学理、工、农、医的科学家都不允许回新中国。王先生和张先生都在被禁之列。直到1954年，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谴责了美方的强盗行径，美国政府才在国际舆论的强压之下，不得不逐步解除禁令。 王先生和张先生得知后，一边把书刊打包悄悄邮寄回国，一边锲而不舍地向美国政府递交回国申请。驳回来，又递交上去；再驳回来，再递交上去……终于在1956年得到了放行。 我问过王先生，当年为什么会回国。王先生答得简单，只说自己想回来，回中国做贡献。她不爱说漂亮话，做的永远比说的多。为了搞科研，她常年住在集体宿舍，很少回家，顾不上丈夫、幼子；为了带队伍，她言传身教，直到80岁高龄还拿着放大镜一篇篇看学生论文；为了保密，她从国内、国际的物理学术殿堂销声匿迹，再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连给学生的著作审校也不愿署名……在我心里，她是一个很真的人，做科学研究是真，真下功夫；做人也真，真心无愧。 1961年，王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一天开始，她就从280多元的工资里拿出200元交党费，剩下的80多元里，还要拿出一部分去资助学术活动和生活困难人员。党委劝她：“王先生，你不能这么交，你还得生活呀。”王先生摇摇头：“我既然入了党，就要给党做贡献。我用不了这么多钱，国家不用给我那么多钱。”后来，张先生去世了，王先生又将两人一生的积蓄，以张先生的名义全捐给了“希望工程”。如今，在西藏萨迦县，还能找到那所以张先生名字命名的文裕小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