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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写作，下午锻炼，晚上看电影，期间读书。”严歌苓这样总结她在柏林的生活模式。她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是个相夫教子的普通妻子，有一份写作的工作，在她看来，和会计师做账也没什么差别。而在飞行十个多小时，跨越七个时区回到中国，她就成为属于公众的“严歌苓老师”：画着一丝不苟的妆容，保持着礼貌得体的姿态，行程紧凑得像当年当兵时的时间表。 也许只有在下飞机打开手机的刹那，旁人才得以窥见她切换身份的瞬间。在从机场通往市区的路上，严歌苓用英语和电话那头商量着教育孩子的事情。结束通话，她和记者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现在是一个从孩子和丈夫身边逃离的‘犯罪母亲’。”壹 《芳华》之后不会再写这段记忆 羊城晚报：今年您最受瞩目的作品是《芳华》，为什么会不断写军旅生活的题材？ 严歌苓：我在军队待了13年，是我的人生观被塑造、性格被养成的最重要的青春史，基本从一个孩子到一个青年，12岁到25岁，可以说是生命中最重要的13年。我常常去回顾，而且为自己这段生活感到挺自豪的，(这段生活)给了我非常坚强的意志和纪律，使我今天能够有很高的写作产量。这种自我约束、自我纪律，和把我从孩子培养成一个青年的这段时期是息息相关的。 羊城晚报：在重复写这段记忆的过程中，是否对这段记忆有不一样的认识？ 严歌苓：当然会有不一样，因为我的阅历会不断改变，我也对我居住的国家不断地加深认识，这些东西都会反过来使我反观、反思这段生活经历，使我有更新的认识。《芳华》，用英文说是：“get it out of my system。”也就是说有所交代了，以后我应该也不会再写这段记忆了。 羊城晚报：不仅仅是军旅题材，作品中的一些女性角色都带有您的一些个人特征，而且很多故事都没有一个好结局，这与您个人的文学观有关系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