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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正式动笔，唐晓峰发现，给孩子讲历史地理，确实是一件新鲜事。“给孩子讲一般地理的书很多，地形地貌、山川水文、植被气候、城市交通，永远讲这些传统话题，却不讲它们背后的思想内涵。” 他用山、水举例，“在中国文化里，山山水水从来不只是自然性的存在，而是一种文化符号。提到‘江山’，产生的是对国土的政治联想;提到‘山水’，引来的是文人审美的情怀;提到‘江湖’，又是另一个三教九流、五方杂处的世界。还有王朝文化，把‘五岳’变成道德名山，象征华夏的威仪;道家文化，又把那些深山野林变成神仙洞府，越是人迹罕至，越冒着仙气……” “中国五千年历史，有这么多热热闹闹、打打杀杀的故事，你来我往、改朝换代，唯独地上好像一片空白。但是，我们的大地从来不只是历史的过场，它和中国的文明、思想完全融合在一起。历史怎么可能没有地的事呢?地的事是什么?这就靠历史地理来讲。”唐晓峰说。 事实上，不论考古还是地理，“都是到大地上找寻人类活动的痕迹，都要脚踏实地说话，都不是无病呻吟”。上世纪30年代，历史地理学的先驱顾颉刚先生，就满腔热情地勉励青年“不要空谈误国”，要“到民间去”。他发起成立了“禹贡学会”(名字取自经典《禹贡》，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地理著作)，使历史地理研究变得名正言顺，聚集起一批青年，唐晓峰的老师侯仁之，即在其中。“作为这一学科的奠基人，现实关注和实地考察一直是侯先生的特色”，从燕大校园开始，他的足迹遍及海淀周边，再扩大到整个北京地区，以至宁夏、内蒙古和陕西的茫茫沙漠。 这种直面大地的精神，唐晓峰感念至深。侯先生的第一课就安排在圆明园。金秋时节，他带着唐晓峰和其他几个学生，在一处处土岗、河床、废墟前漫步，随走随讲。“到11点半了，他把我们带到一块空地，一会儿，他的儿子骑着车过来了，车旁边有一个挎兜，装着准备好的吃食，我们就席地而坐，在圆明园里野餐。”唐晓峰回忆道。然而，此时的唐晓峰，对历史地理仍是隔膜。实地考察固然避免了书斋里的空想，但还是“干巴”，“说到一个地区，无非是地理、人口、农业、交通、城市，就这么干巴巴地排列一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