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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巧的是，加利先生在埃及的家中不慎摔倒，情况严重。我听说后又着急又心疼，当即致电他的助理，希望取消晚宴，并允许我去医院探望先生。可是接下来几天，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晚宴当天，我在路上特意向埃及高教部副部长询问加利先生的身体情况，他说情况不容乐观，今天应该不会来了。到了外交官俱乐部，埃及人权委员会主席法耶克、教科文执行局主席阿米尔作为主人在门口迎接了我。欢笑，握手，拥抱，碰杯，热烈的气氛很快在宴会大厅弥漫开来。 突然，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两个彪形大汉抬着一个枯瘦的老人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是加利先生!他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提前出了医院!我几乎是跑到了他的面前，与他拥抱。他的脸是灰色的，双手冰凉。他撑起身子，用尽全身力气致完祝酒词，之后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再没有说话。我悄悄问他身体如何，他只是有气无力地说“我累了，我累了……”听着让人揪心。 没过多久，护士来提醒他离开。起身的时候，他撑住我的肩膀努力地站起来，我赶忙借力将他搀起，他还是如我们初见时那样诙谐：“你看，是你的友谊，中国人民的友谊，给了我站立的力量。”他不让我送他，我只能眼含着泪水目送他离开。 那是我最后一次与加利先生相见。从9月开始，我就再没有见到他来办公室了。我曾向他的助理打听，得知他去了海边度假，还认为是先生的身体逐渐康复了，暗自赞叹他顽强的生命力。 出席加利先生葬礼后，博科娃总干事赶回巴黎与我见面。她告诉我，加利先生后来又跌倒过一次，两侧胯骨都摔坏了。他原计划到巴黎做手术，航班都安排好了，可惜未能成行便与世长辞。 听到这些，我耳边仿佛又响起加利先生的那一句“嘿!年轻人!”这于先生是一种境界，而于我，则是一种责任。我深深地怀念这位可敬、可亲、可爱的“邻居”。 制图：蔡华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