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3.3-2016.3.15

　　在这96起案例中，熟人作案的比例为70%，其中教师(含辅导机构老师)作案的比例为40%。

　　《报告》认为，性侵儿童的行为具有隐蔽性和长期性，如果没有外界干预，不会自动终止，如果不及时发现、及时报警，就可能延续更久、危害更多儿童。

　　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度亟待完善

　　“家庭本来应该是孩子的庇护场，所以家庭成员实施的性侵更应该高度关注，因为孩子在受到侵害后躲都没地方躲。”朱征夫说。

　　据《报告》统计，家庭成员和亲戚对儿童实施的性侵占比达13%。

　　“家庭成员的性侵更为复杂，因为有孩子担心，报案后家庭面临‘解散’而无法生存。”朱征夫说，“所以法律和政策保障方面，对于监护人性侵儿童案件在加重处罚施害者的同时，应同时增强对儿童的兜底社会保障。比如剥夺监护人监护权后，就应该由国家来行使监护权。”

　　朱征夫在2015年，就曾针对建立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提交了提案，建议将国家监护制度写进《未成年人保护法》;并建议在儿童遭遇监护人的虐待、遗弃、性侵等侵害时，可利用司法途径有期限地剥夺其监护权，由国家行使监护权，这需要依托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实施。

　　自2013年民政部出台《关于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的通知》后，未成年人专责保护机构的试点工作也在逐步展开。

　　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介绍，现有的救助站中，有针对未成年人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中心。从目前的情况看，将其独立出来，转型为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机构，是比较可行的做法。

　　童小军说，目前北京、天津等地的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已经成立，现在面临的就是“资金和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