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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其实很难“一刀切”，可能有的时候对你来说是负担，而对我来说就不是，所以怎么看待负担，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考虑，第一，凡是对于学生成长没有意义的或者是让学生背负了特别大压力的事情，应该尽可能减少;第二，负担应该因人而异。 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还应该关注增效，通过提高课堂40分钟教育教学的质量来让孩子们有全面的成长，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读书、运动、参与社会活动，还可以有许多自己的爱好，唱歌、跳舞，等等，这些综合素养都特别好。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往往是你能够给他的自主空间越多，他的负担可能就会越少，实际上当孩子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时，也许3个小时、4个小时，他都会沉迷在里面。所以减负最重要的核心是全社会对学生成长的关注，我们不能拔苗助长，应该给孩子提供更宽泛、舒适，并且适合孩子成长的空间。 《小康》：在今年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作为首个接受记者提问的部长，特别谈到了“课后三点半”问题。但现在社会上也有种观点，即一提及“三点半现象”就与公办教育在“后退”联系起来，您怎样看待这个现象? 王欢：三点半问题确实是一个社会问题，我认为需要统筹、协调、盘活全社会各个部门、各种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孩子三点半之后到哪儿去是个复杂的问题，孩子下学了，但是家长没有下班，就需要有一个地方能够解决照看孩子的问题，很多家长想到了辅导班，这段时间就让孩子再学点东西吧，这就把孩子的课余时间给占了。 解决了孩子三点半到哪儿去的问题，接下来才是该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由谁来承担这样的教育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在一些政策的执行上也有机械的问题，比如“小学生在校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我们必须到点就要让孩子从学校离开吗?其实也许可以理解成在校学习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如果这样的话，怎样把“三点半”的界限划清楚，什么时间让学生进行知识体系的学习，什么时间发展兴趣爱好，学生在学校谁来教，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 我建议盘活政府投入，充分利用学校现有资源，引入社会志愿服务力量，让孩子“三点半”放学后有妥善去处，满足个性化需求，得到充分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左三）与小康团队合影留念 现在中国的基础教育在国际上一点儿也不落后 《小康》：对于把孩子送到辅导班这种方式，家长会觉得这样做就“万事大吉”了吗? 王欢：其实也不是。我今年从教第37年了，刚工作的时候，家长和我们的沟通就比较简单，“我把孩子交给你了，你就管吧”，一是因为忙，二是因为那时学校就是知识的制高点。 而现在不是了，学校的围墙已经被打破，很多家长本身就是受教育的“获得者”，有杰出的成就，对于学校教育也希望有直接的的参与权。我们在学校教育过程中也特别关注这一点。我觉得要特别关注孩子的个体成长，想“成”就一定要家校共育，甚至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培育这个孩子，他才能成长，所以家庭教育对一个孩子品行、习惯、素养的熏染特别重要。 我们学校特别提出来让家长多和孩子在一起。我们学校有很多主题性的学习，我们将它称之为服务学习，孩子通过服务社会、服务他人来成长自己。孩子们在生活中发现一些问题后会进行立项，立项以后组织团队学习，在组织学习的过程中推进，然后再把学习的结果进行综述、发布、反思，最后形成学习的成果。 小学生就能做到这些吗?能!比如有个孩子做了“放下手机，让我们在一起”的项目，他要求爸爸妈妈放下手机8个小时，全家人在一起共同锻炼、读书，做有意义的活动，后来我们学校就和家长达成共识，要和孩子多在一起，家人要多在一起。还有位学生研究“坏脾气的原因在哪儿”，将发脾气的原因做了分类，有的是生活中的问题，有的是学习不自觉的问题，有些是不礼貌的问题，做了好多分析调查，还通过漫画来反映，最后得出关键的一点建议，即家人之间要好好说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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