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光：谢谢张红宇同志的讲演，下面我们热烈欢迎成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孙平同志讲演，大家欢迎。
   
　　孙平：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下面我就成都市在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方面的创新向大家作个汇报，欢迎批评指正。
    成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中，坚持经济市场化、社会公平华、管理民主化的改革取向，以推进农村改革，落实农民财产权为关键，激发农民自主自治的热情和能力，推进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为载体，增强村级自治组织的持续动力，以三分离两完善一改进为基础，完善农村新型治理机制。通过以上改革，初步建立了民生带动民主，民主保障民生的长效机制，形成了充满活力，有序自治的良好局面。
　　一，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关键，激发和提升农民自主和自治的热情和能力。从08年开始成都拉开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大幕，以建立归属清晰，权承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为改革目标的过程中，争取还权赋能，农民自主原则，使农民的主动性、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迸发。农村土地承包经历了三十多年，积累了众多的矛盾和冲突，确权绕不开，政府介入也不合适，必须让农民自主来解决他们碰到的矛盾和冲突。所以说成都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坚持了农民自主这个原则，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协商解决。在试点中，成都不同的试点村不约而同采取了由农户推荐村民成立议事会的方式，对村民之间、村社之间无法解决的纠纷进行调解，村民议事会应运而生，试点村的带动下，成都所有村都建立了村民议事会，效果非常明显。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历时三年，涉及257个乡镇，2475个村，接近36000个村民小组，212万户农户，颁证将近570万宗。在整个三年涉及面非常广的确权颁证中，通过农民自主充分发挥村民议事会的作用，整个成都没有发生一起群体性上访事件，使改革平稳顺利地实现了目标。目前我们正在开展未到户土地使用权、集体房屋所有权、集体经营性资产确权，并择股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工作，也是在土地资源确权颁证以后又做的一项深入的改革，把集体资产量化择股到农民，这个过程中间也是靠农民自主，充分依赖村民议事会为代表的基层治理机制来处理。
　　我们认为村民议事会的诞生和诸多的创造性举措的产生，生动地反映出农民对于落实自身财产权利的热切期盼，也彰显了他们的智慧和能力，广大人民群众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对他人财产权的尊重意识、民主协商意识、法制意识明显增强，村组自治组织的自主自愿自治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二，以推进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为载体，增强村级自治组织自治的持续动力。2009年，成都在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全面启动了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改革，目的是加大公共财政对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长效可持续投入，使广大人民群众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为增强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促进基层民主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和动力。我们的具体做法是从09年开始，将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建立逐渐增加的机制。刚开始我们每年按照每个村不低于20万元，并根据人口多少、面积大小、区位条件有所浮动，为所有的村安排了公共服务经费，并纳入市县两级预算。09年我们总共安排的金额是7亿，今年我们提高到8亿。这样一个制度上的安排实现了村级公共服务有钱办事，在有钱办事的基础上，我们把农村产权改革中形成的村民议事会的机制充分发挥出来，让农民发挥主体作用，建立农民广泛参与的管理机制，实行村民民主议事，通过宣传动员，收集民意，公共讨论、实时监督、评议整改的村级公共服务资金专项使用程序，确保了重点解决群众最迫切最需要最关注的公共服务事项。成都通过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采用民主议定项目、民主监督项目、民主评议项目的方式建立健全了议事规则，锻炼了村民参与民主议事民主管理的能力，促进了政府职能和干部执政观念的转变，使农村新型治理机制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三，以三分离两完善一改进为基础，改进农村基层服务机制。长期以来我市农村基层组织存在着集决策执行于一体，村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职能不分，政府职能和自治组织职能职责不清等突出问题。我们结合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对健全和完善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进行了改革与探索。具体做法可以概括为三分离两完善一改进。即，村级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社会职能与经济职能分离，政府职能与自治职能分离。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完善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改进农村党组织领导方式，构建起了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或议事会决策，村委会执行，其他经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几年来成都共选举产生了村组两级议事会成员，分别达到8.6万人、17.2万人，使二十多万人直接参与村级事物的决策中来，形成了民事民议民权民行，实现了代民作主向群众自主的转变，调动了基层群众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积极性，有效地推动了改革发展，化解了大量的基层矛盾。
　　成都通过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基本实现了适应科学发展需要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和组织功能再造，通过制度认同和构建，保障了民主自治权利和财产民生权利同步集合和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同时有效地化解了“被自治”、“被民主”的问题，实现了自治民主制度建设的征管用和可持续。成都通过创新基层治理机制促进了社会管理创新，促进了社会和谐，主要成效体现在:
　　一是村党组织核心领导地位凸显，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村党组织从过去事无巨细直接管理中彻底解脱出来，将时间和精力用在想大事、定方向、管规则、重引导、强监督和抓好党的自身建设上，充分发挥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的优势，经常听取民意、集中民智，确实加强了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从党组织在农村党员群众中的威信不断提高。
　　二是村民自治得到有效实现，基层民主进一步发展，村民议事会调动了村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热情，形成“大家事我关心、集体事我参与”的良好氛围，为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推进基层民主向纵深发展起到了明显的助推作用。
　　三是构建了化解农村矛盾的有效机制，农村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村民议事会经常有效运行，增强了村级事务决策、执行的透明度和村级事务监督的广泛性和时效性。村民通过对村级事务的决策参与，知晓了政策制定，掌握了决策背景，消除了猜忌和误解，村民议事会成员固定联系一批群众，畅通了村民利益诉求表达和实现的渠道。群众负面情绪得到了宣泄，农村矛盾隐患得到了及时的排解。
　　新型基层治理机制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是成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大势所趋。通过城乡基层民主探索，我们体会到中国在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应该也完全可以实行更能体现公平正义准则和民主管理要求的城乡基层治理机制。
　　我的发言汇报完了，谢谢大家！